公众矛盾态度的根源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42页（2355字）

关于科学技术的争论常常集中在对科学发展和应用的政治控制这个问题上。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反对科学的抗议日益呈现出某种道德主义的迹象。最近的许多争论都是根据绝对道德来框定的。胚胎研究是“错误的”，应该不顾医学的利益来加以禁止。动物实验同样也是不道德的，也应该不顾它在医学知识上的贡献来加以禁止。许多科学的批判者——神创论者、反堕胎人士、生态主义者、动物权利的捍卫者——对那些把自然、胎儿、女性或动物变成资源或工具的工具主义活动十分不满。他们的道德关怀使20世纪70年代起成为政治挑战的诸多抗议变得更激进了。

在二战后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质疑。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信念被日益增长的危险意识冲淡了。技术进步威胁到邻里关系，导致了环境问题：牛的快速生长激素有致癌作用；高效的工业程序正威胁着工人的健康。当新标准和新法规使人们的经济期望与生活质量无法取得协调一致时，即便是控制技术的努力似乎也在加剧不公正。⁽²⁾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里公众支持技术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米勒，1990］。在被提问时，大多数人都把科学技术当作是实现某些重要目标的工具，并且相信技术带来的益处超过了它的危险。然而，在70年代初，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开始激发人们的政治努力，以阻止某些特殊的项目并提高大众对技术决策的参与程度。10年之后，甚至科学研究也不能避免政治审查。反堕胎人士阻止了胚胎研究获取联邦基金的可能性；迅速崛起的动物权利的保护运动给生物医学研究施加了法规和约束；由于内部的揭露，把研究共同体置于国会的调查和监控之下使其不受政治规制和公共控制的由来已久的自主权构成威胁。

许多学者都表明了这些倾向的意义。《代达罗斯》(Daedalus)1978年3月刊的标题是“科学研究的局限”，其中探讨的是这样一项建议，即某些研究根本不应该进行。同年，一次名为“科学的社会评价”的会议讨论了国际范围内对研究施加规制的可能性。⁽³⁾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在讨论科学中的“危机”，研究似乎面临着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夹击。一些人把抗议群体的活动称做是19世纪的劳工运动——全面拒绝科学技术的一种变体。一名观察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70］——把这种对科学的敌对态度称为“被历史遗弃的人临死前的吼叫”。另一位观察者——西奥德勒·罗萨克［1968］——相信，抗议在社会中是一股积极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因为有些社会搁置了这样一些责任：制定有道德要求的决策，创造理想，控制公共权威，保卫社会，反对掠夺者”［第22页］。

今天的争论反映了在美国社会中公众对科学的矛盾态度的漫长历史［马祖，1981］。接受科学判断的权威性长期以来和疑惑、恐惧共存，这些疑虑和恐惧是在［比如］人们早期抵制创新［如预防接种］或活体解剖的研究方法中被揭示出来的。浪漫主义观点认为，科学家是“现代魔术师”，是“能够完成不可思议之事的奇人”。这种观点与坏科学家的负面形象并行不悖：如充斥于流行文化中的弗兰肯斯坦斯博士和斯特兰奇洛夫斯博士［罗萨克，1974，第31页］。

公众的矛盾态度部分地是对科学——它似乎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的回应。专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这似乎是对民主过程的限制［戈吉恩，1986］。⁽⁴⁾活动分子要求更多地参与科学技术决策，并试图进入评审委员会和决策团。然而，只有大约5%的美国成年人既关心科学政策问题，又有充分的科学素养，可以理解和评价争论背后的论证［米勒，1990］。这样，争论通常与特定的技术细节没什么关系，而与宽泛的政治问题关系密切：它们代表了日益增长的两极化，一方是那些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社会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人，另一方是那些认为这些发展受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驱动的人［理查兹，1988］；一方是那些支持纲领性议程，试图实现特定目标的人，另一方是那些戴着道德眼镜，关心责任、义务和权利的人。有些争论［比如关于超导超级对撞机的争论］主要停留在政策水平上，这里的问题是由专家、伦理学家和政策精英讨论的。有些争论［比如使用动物做研究的争论］则是公共抗议，它们涉及社会运动和公众团体。有时，忧虑与科学技术的含义没什么关系，而与那些与之有关的权力关系更密切些。抗议可能很少反对特定的技术决策，而更多的是反对公民能力［制定那些影响自身利益的政策］的衰落；它们很少反对科学，更多的是反对使用科学修辞学去掩饰政治选择或道德选择［费希尔，1990］。

权力、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不断地推动着争论。然而，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早期，争论表达了所谓的权威危机，这种危机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曾经流行一时［萨洛蒙，1977a］。它们表明，地方群体被动员起来反对那些影响特定利益的决策。到了80年代末，抗议者开始用关于权利的道德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科学的攻击。

1990年，亚龙·埃茨拉希在《亚卡卢斯的没落》(The Descent of Icarus)中提出，对科学的攻击表明科学的概念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在20世纪接下来的几年内，科学在智力与技术上的进步与它的没落——作为自由民主政治修辞学中的一股力量——是并行不悖的。”［埃茨拉希，1990，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