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解决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49页（2316字）
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反映了特定的利益和个人的价值观。一项特定实践的社会涵义和道德涵义也许比任何科学证实的细节重要得多。因此，理解各不相同。
生物技术的进步究竟是带来了医疗上的好处或农业收益，抑或仅仅服务于商业利益?
工作场所中的基因扫描究竟是一种保护易受感染的工人的方法，抑或是不进行环境清理的托词?
基因工程实验究竟是在创立一种人道的、有益的治疗方法，抑或是对自然的篡改?
营养政策和对饮食权利的规制对消费者来说究竟是必要的、具有科学合理性的保护，抑或是某种政府家长制作风的体现?
动物实验究竟是医学进步中必不可少的，抑或只是对生物权利的不必要的道德冒犯?
解决争论的途径将依赖于这些理解的本质。如果争论反映了相互竞争的利益，比如许多关于道路定位的争论，那么磋商和补偿政策就可以减少冲突并最终解决争论。然而，如果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道德原理，那么磋商和妥协也许根本无法动摇那些恪守某种理由的人的立场。(2)
在某些情况下，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石油泄漏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会改变某些技术争论的措辞。80年代末，人们开始关注全球环境问题，这就把臭氧层破坏问题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上来。艾滋病悲剧迫使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得不重新思考药物批准和管理政策。如果争论的潜在核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那么新证据的发现将会改变争论的特征。关于饮食和癌症的关系以及氟利昂化合物影响环境的争论，已经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了。然而，在道德争论中，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技术论证能够影响参与者的立场，这是因为相互冲突的视角预先排除了终止争论的可能性。因此，关于动物权利或胚胎研究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尽管人们已经改变了研究活动以迎合公共关怀。
冲突的解决必然反映了竞争性利益相对的政治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工业利益占据优势：很明显，化学工厂在框定基本原则方面很重要，这些原则规定了氟利昂化合物的使用以及生物技术的应用。但是，抗议群体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反堕胎人士和动物权利倡导者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研究实践，从改革直至完全禁止某些类型的研究。批评者提请人们注意，工作场所中的基因测试会导致职业癌症，而且基因测试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影响着立法。有些争论会促使政府从项目中撤回资金［比如80年代的胚胎研究项目］。有些希望避免冲突的科学家则自愿离开某些研究领域［比如XYY染色体研究］。
最后，科学政策的执行依赖于大众的接受——或者说至少依赖于大众的漠不关心。在美国，人们已经做了巨大的努力来提高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接受程度。立法为大众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权利——通过公共听证程序，并且提供了更多参与规则制定和审判程序的机会。各类机构通过磋商和调解来重组实验［萨斯坎德和温斯坦，1980］。咨询委员会和监察科学研究的机构评审委员会经常有公民参加。同行评议群体、民意陪审团以及专业委员会要不断地在公众中树立威信［贾撒诺夫，1990a］。
同时，争论有时会导致对信息的压制——这些信息会引起大众对潜在危险的担忧。严守秘密可能是一种转移批评的方式，可以减少难以忍受的法规的介入，阻止恐慌，避免时间推迟所造成的昂贵的代价。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联邦机构向能源机构官员以及在全国实验室工作的几千名科学家发布了言论自由的禁令。他们害怕，信息一旦在媒体上披露，将导致公众对有争议的美国原子能项目做出草率的、过度的反应［奈尔金，1989、1994］。化学药品公司力图限制事件的信息传递，直到风险有了确定的结论为止。在争论中，信息的公共交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话题［杰罗姆，1986；史蒂文森，1980］。
实际上，那些以竞争性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为基础的冲突很少能得到解决。甚至当特定的争论似乎已不见踪影时，类似的问题又会在新的情境中再度抬头。环保主义者的焦虑——对自然的工具性利用——延续到女权主义者和动物保护者那里。在关于胚胎研究的争论中，人们反对在那些易受伤害的研究对象身上做实验，这样的反对意见被拓展到下述抗议中，即反对在人类胚胎和可怜无助的动物身上从事研究活动。风险问题可以传播；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会引起大众的注意，这样一来，局部问题就会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争论。
当冲突持续进行的时候，它们会不断提出控制的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是什么?做出决策的责任落在那些掌握技术知识的人身上，还是落在那些能承担技术选择后果的人身上?但是，争论不仅表达经济利益，而且越来越逼近某种道德判断，并演变成一场声讨。被组织起来挑战科学技术的社会运动受好坏、正误的道德修辞学所推动。这些社会运动正在吸引着自己的选民，他们害怕主要的社会机构会误用科学，觉得需要重新评估处于科学技术进步根基处的社会价值、优先权和政治关系，认为自己在保护那些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失落了的道德价值。因此，争论很重要，我们必须严肃地把争论看做是衡量公众的科学态度的一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