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的文化维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40页（1928字）

分析政治与政策互动的一种方式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各种行动者身上。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主要有四种“政策文化”［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思考］，它们在每个社会中彼此共存，为了获得资源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并力图把科学和技术引向特定的方向。这些文化在我们所评论的文献中代表了主要的呼声，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利益，并援引不同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传统来支持各自的立场。每一种政策文化对政策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其中包括教条预设、意识形态偏好和科学理念，而且每一种政策文化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持有者之间都有一组不同的关系。你还可以认为，这些政策文化是科技政策王国中的选民。

第一种是官僚的政策文化。在许多国家，军事部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这种文化，它的基地是国家行政管理及其机构、委员会、理事会和顾问团，它主要涉及有效的管理、协调、计划和组织。在此，科学的社会应用［可以这样称呼］是主要兴趣点；人们的关注点是科学之于政策的意义，人们关心的是如何使公共政策变得更科学［贾撒诺夫，1990a；B．L．R．史密斯，1990］。第二种是学术文化。学术文化的基地是科学实践者自身，它涉及为科学制定政策以及传统的学术价值观［自主、完整性、客观性以及对资金和组织的控制］的延续［波兰尼，1958；希尔斯，1968a；维特罗克和埃尔津加，1985］。第三种是与商业和管理有关的经济文化，它的基地是工业公司，它的关注点是科学的技术应用。在此发挥作用的是企业精神或气质，它试图把科学成果转化为成功的创新，从而在商业市场中传播［多西，弗里曼，纳尔逊，西韦尔布雷格和泽特，1988；埃茨科维茨和韦伯斯特，本书；吉本斯和维特罗克，1985］。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公民文化。它最具动态性的形式是大众的社会运动，比如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权主义。它更关心科学的社会影响和意义，而不是科学的生产和应用。公民文化通过游说、运动以及公共利益组织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它的影响力显然依赖于市民社会在一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文化中的相对力量［阿尔蒙德和韦尔巴，1965；布卢姆等人，1987；诺沃特尼和罗斯，1979］。主流文化倾向于把科技政策引向“技术统治论”的方向，而公民文化则代表了科技政策中所谓的“民主战略”［迪克森，1984］。

虽然大多数国家遵循的是大体上类似的决策模式，但是科技政策仍然存在着独特的“国家风格”，它们反映出在政策制定和政府管制方面存在更为普遍的差异［希尔伯特，1991；沃格尔，1986］。在科技政策的特定案例中，国家差异一方面取决于上述政策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和相对力量；另一方面取决于更加形式化的、国与国不同的知识生产的制度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法国、日本和瑞典等国家［这些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事务］与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赋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更大的用武之地，国家干预大多限制在战略和军事主动权上］等国家区分开来。另一个差异是中央集权的程度以及地方对优先权的影响程度。在此，德国联邦体制与法国共和体制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尽管在国家的风格上存在差异，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出大量潜在的过程，这些过程致使各国在问题和方法上出现重叠。其中重要的过程有：(a)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产业、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日渐突出；(b)借以确认未来优先权的方法的一致性；(c)公共和私人领域内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全球化；(d)科研技术、新的大型实验设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成本在增加；(e)跨政府组织对国际议程的设置与“协调”导致了对问题的一致性理解和管理。

一些分析家倾向于赋予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一种近乎自主决定的逻辑，这就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运动中［它对前苏联的影响尤为突出］，一些分析家甚至谈到了科技革命［STR理论］——科技革命可以用新型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自动化生产方式来改造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弗莱龙，1977；里赫塔等人，1967］。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丹尼尔·贝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等人提出了聚合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国家都在步入相同的“后工业”社会［贝尔，1974；加尔布雷斯，1967］。按我们自己的理解，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是一个循环的、社会建构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文化批评或文化反应。从这个角度看，“技术驱动”不断遭到那些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政策议程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的抵制［巴克和贾米森，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