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流变性与知识经济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04页（2712字）

今天，技术在三个主要的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共体——之间的竞争中似乎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二战后，运输和通信的发展为国际生产的迅猛扩张⁽²⁾提供了基础，并使得跨国公司能够“远距离运作”［拉图尔，1987，第223页］，也就是说构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链和活动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FDI)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种政策不断地为欧洲以及后来的日本公司所效仿。到了80年代，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经合组织经济的GNP增长率高出4倍之多。然而，国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重要的经济领域。⁽³⁾最近掀起了一股国际商业联合与合作的浪潮，其中常常包括技术转让和研发合作，这为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并使互动进入更深的层面。

当国际化进程在世界贸易、跨国投资、跨国联合事业与合作方面不断扩张的时候，全球竞争环境和技术环境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到了80年代，当各种指标显示经济技术能力在最大的工业经济体中得到更加平均的分配时，美国战后在经济、科技优势上的式微触发了更加激烈的竞争。⁽⁴⁾正如R．纳尔逊［1990］所认为的那样，美国的经济优势基于两个独立的因素：在大规模生产中的长期领导地位以及战后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后者源于美国政府和私人产业对研发的大规模投资。在纳尔逊看来，战后对研发和教育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可能是理解美国的优势的关键，同样，后来这种投资的减速也可以解释为何优势会丧失。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日本和欧洲重建工业基础之后，受过科学与工程教育的劳动力的比重，以及研发支出占GNP的比重表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R．纳尔逊，1990，第123～127页］。尽管美国在许多先进的研发领域仍然占据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它再也不能垄断关键性技术了。

事实上，在过去10年，国际间竞争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有可能在90年代发生更彻底的变化。一种基于技术的、以研发为中心的新的工业竞争格局已初露端倪，它常常通过政府对不完全市场的干预和介入而得到完善。日本公司和政府提出的主导竞争力的挑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些新的竞争模式［在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尤其明显］已经在所谓的“新贸易理论”的分析中得到了强调。这种理论质疑了国际贸易理论中正统的非干预主义的观点，并呼吁制定更加积极的贸易和产业政策。⁽⁵⁾

当研发和技术创新成为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并成为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资源时，与技术相关的问题就加剧了政府间的摩擦和冲突，并且现在依然如此。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是科技的流变性。技术变迁的加速，以及技术在国际间传播规模的不断扩展，这表明技术优势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失去。所以，人们越来越担心技术“泄密”。

在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经济学的大量文献中，作为研究过程和组织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研发向商业创新的转换开始受到关注。结果是，人们围绕着研究体系中影响技术流变性的因素展开了讨论。R．纳尔逊［1990］认为：“与以前相比，技术成了一种更容易获得的、能为不同的公司和国家所共享的资源”［第126页］。技术的科学化强化了流动性——即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被不留痕迹地纳入到技术研究和创新中来，并使科学、技术共同体之内／之间在交流中相互重叠、相互融合。⁽⁶⁾

科技流动性另一个相关的层面是研发系统的国际化——研究的跨组织联系全方位的持续扩张，常常涉及坐落在不同国家的研发中心、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豪厄尔斯，1990、1990］。国内国际研发合作的增多源于经费的需求——它反映了与工业研究和产品开发以及认知要素有关的开支和风险的加大。为了在极端不稳定的研发密集型的行业中进行竞争，公司被迫在一系列技术、工程专业和科学学科中迅速发展出一支专家队伍，而这仅靠公司内部或国家的支持是不够的［莫厄里和罗森伯格，1989，第213～214页；R．纳尔逊，1990，第128～129页］。所以，大公司要么扩大公司内部的研究，要么与其他公司、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立研发与合作关系来拓展自己的跨国业务。

由于科学技术的流变性成了政策议事日程中的首要考虑，商界和政界中致力于制定科技政策的活动也随之而增强。有如财政的杠杆成为国民经济关注的核心问题［弗里登，1991年］，因为财政资产在跨越国界捕捉更多的获利机会上有着瞬时反应的能力，同样，科技的流变性似乎也成为公司和国家之间为创造获利条件而竞争的重点。流变性不只是流动性，公众或私人行动者通过改变流向以便从科技的分布中获益，也会加大科技的流变性。公司和国家为创造更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条件而展开竞争，这一点在配套的研发政策与其他相关于技术的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更一般地说，科技的流变性或许是解释如下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遗余力地制定相关的政策［莫厄里和罗森伯格，1993，第274页］。事实上，在国家机构重新制定长期的投资计划和管理投资的政策中，科技的流变性是一个必须要顾及的因素［伊肯伯里、莱克，和马斯坦迪诺，1998］。从一些高度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的国家或经济体［处于技术“赶超”的进程中］所制定的，有关通信、科技教育、研发设施、鼓励和财政上资助研究集团发展的配套政策中，从有所甄别地使用并传播研究成果的政策中，都可以寻找到科技流变性的证据。⁽⁷⁾

不仅如此，目前人们还要求政府提高自己发现和解决复杂的、不可预测的问题的能力，比如国际科技合作和联合事业，因为这些问题会对国内经济以及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内涵产生长期的战略性的影响。科学技术已知的流变性也解释了一些政策议程上的“新议题”。比如，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就是如此，在90年代初GATT框架内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它们起着突出作用。

在美日欧之间，对竞争的担忧和对失去技术优势的恐惧以及从本土研发中获取利益的困境带来了极度的紧张，并为过激反应埋下了伏笔。结果是各国都要求采取技术保护主义的应急政策，甚至对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也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