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日本：管理科技流动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08页（2236字）

一方面，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对合作活动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全球竞争者能否在不抹煞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效果的前提下成功地处理科技议题，将会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形成［尤其是在美日欧之间］产生重大的影响。促使国际竞争者在科技问题上能够达成可行的协议的因素是什么呢?从他们的期望出发能共同达成合作框架吗?

在1988年6月的多伦多经济峰会上为签署美日科技协议(S&TA)进行的谈判表明，贸易问题使得国际科技关系变得更复杂了。以前的关注点都集中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而这个协议的签署则涉及贸易的决策者，把它摆到了国际政策议程的首位［莫厄里和罗森伯格，1993］。美日科技合作谈判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例证——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流动，以及科学的新角色［作为国际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带来的技术、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两者的交叠造成了这种复杂性。当这些复杂的、相互交叠的问题处于争论的中心时，甚至当各个集团试图寻求共识时，价值观、信念、知觉、态度、主观倾向以及对可靠信息的质疑等等使人们很难制定出一项共同认可的协议［哈格德和西蒙斯，1987］。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官员坚信，日本方面不公平地利用了美国科学体制的开放性，所以日本并不真心想改变什么。谈判期间，每一方都害怕对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致使双方的互不信任愈陷愈深。讨价还价过程总是陷入僵局，并始终担心谈判将会全面破裂。

早期双边谈判的经验［前面提及的半导体谈判，结束于1986年的美日协议］甚至也为后续的谈判带来消极的影响。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低迷以及美国持续对日本产业和贸易政策的指责，这些足以表明为什么这项协议缺乏有效性，为什么迅速被撕毁。进一步说，高技术双边关系的任何冲突似乎都将危及整个谈判过程的未来。东芝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公司把敏感的军事信息非法地转让给了苏联——它从整体上破坏了谈判过程的氛围。

由于科技问题的国际谈判涉及很多行动者、问题和复杂议题，要想达成协议就需要各方把握住分寸；即使是这样，也很难预料到所有可能的后果，更不要说实施的问题了［安卡拉尼，1990］。问题的选择势必会涉及广泛的议题和背景，不同问题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以及各种意外的后果都有可能导致复杂化。

比如，美日科技协议谈判并没有界线分明的议题，有的只是复杂的、相互交叉的广泛主题。最有争议的议题是：

科学家的交流。主要的问题是不对等，即日本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访问美国的大学和实验室的人数较多，而美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访问日本的人数相对较少。

基础研究的资助。关键的问题在于两国在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不对等。美国抱怨日本没有充分资助基础研究。

信息交换。知识产权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经常会推迟谈判。

每个标题下出现的问题都是多方面的，对此难以做出评价甚至更难以解决。让我们考虑一下交流问题：参与者如何才能澄清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呢?每种反应明显都是不确定的。《自然》对该问题作了如下评论：

如果研究人员离开自己的岗位到其他地方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那么用沙文主义的方式判断谁将受益呢?是研究人员选择工作一段时间的国家，还是他最终回去的那个国家?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没有简单的答案，优势的平衡将取决于环境。［“不必要的争吵”，1988，第375页］

各方可能会原则上同意，必须减少科学家流动的不平衡性。然而，解决的途径很复杂，因为两国的资助模式和主要的科学机构存在惊人的结构差别。在日本，80%左右的研究资金来自产业部门，而美国联邦政府则资助了50%左右的研究项目。因此，政府间的协议无法普遍有效地纠正两国间科学家交换的不平衡性或处理相互之间科学交流的通道问题。美国的政府和大学实验室向日本研究人员开放，而日本公司资助的许多研究中心则仍然对外封闭［桑，1987］。

其他复杂的因素各有其文化的渊源。比如，正式邀请美国的研究人员到日本的大学和实验室可能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实际上，1988年日本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方案，每年为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100多项长期奖学金，但是大多数的效果都很差［桑，1989］。去日本作研究对美国人显然没有吸引力。有些人怀疑日本是否处于研究的前沿，也有人怀疑许多实验室缺乏激励氛围或者无视研究文化差异的存在［特拉韦克，1992］，还有人受到语言障碍和住房条件紧张所影响。

一个结论是，各国谈判者轻易给出的那些传统的速战速决的方案都是建立在一种不现实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与观念上的。如果目标是要消除科学流动的障碍，那么你就无法预知某个既定的协商结果实际上能否顺利实现；逐步考察协议的执行情况需要某种复杂的监控体系。不管怎么样，成功没有任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