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00页（2626字）

今天，科学技术被看做是一种跨国活动，它要求科学工作者和科学活动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²⁾尽管这对科学技术而言并非是新鲜事，但自二战以来，跨国联系、人口流动、信息以及合作的确呈现出戏剧性的增长［肖特，1991年］。此外，科学的国际空间中也包含了更复杂的关系，涉及跨国机构、个体的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国际间共享的研究设备，如巨型光学望远镜、太空发射基地以及粒子物理学中的大型加速器，等等。“大科学”和大规模的技术工程［施勒姆，1985a］的发展——它们的规模庞大、复杂性较高、风险大以及上亿美元的投资——促进了国际性的科研合作［格兰杰，1979，里克罗夫特，1983；华勒斯坦，1984年］。

科学，尤其是它的技术成果加速了全球化在各个领域中的进程。科学技术使得通信更便捷，它加快了信息流动，缩短了获取信息所需的时间。所以，在政策性文献中，科技被认定为是进一步促进国际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一些观察者⁽³⁾暗示道，科技的影响为当前的国际图景增添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尽管还有一些人对此仍然持怀疑的态度［绍尼科夫，1993］。1988年，联合国的一篇报导［缺乏经验的观察］指出，由于高技术，世界似乎正在步入新技术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从技术转让中获益，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工业结构中来时，信息技术已经被工业化国家纳入到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生产过程中去了。然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向、对称的现象，它无法使国际共同体的每个部分都走向一个没有内部分化的全球共同体。上述观点本质上是决定论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良性的进化论”］，它在早期的全球化理论中经常出现。⁽⁴⁾但是在最近有关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它不再露面，至少没有公开露面。尽管某些特殊部门［比如经济和财政机构以及通信和交通］大规模使用科学技术似乎加速了世界变小的节奏，但正如美日问题和海湾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化既没有使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⁵⁾过时，也没有使各国在经济、政治上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有所缓和。不过，全球化的一些新的体制要素，比如巨型跨国公司(MNC)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跨国角色，通过改变国际关系环境来影响世界政治。一些分析家认识到，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奥斯特里，1990］以及［更一般地说］一些非政府角色的必然出现［J．N．勒泽诺，1992］意味着未来将发生巨变。变迁的可能性之一是，这些新的角色可能会强有力地挑战民族国家的主权而迫使政府调整它们的政策。

然而，众多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斯托普福德和斯特兰奇［1991］揭示了全球结构的变迁是如何改变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的，并集中论述了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公司的相互依赖性。他们敏锐地观察到，“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公司所控制的稀缺资源”［第1页］。与这些观点相比，那些研究新政治形式［比如国际环境保护］的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非商业的、非政府的行动者的兴起，这些行动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点不那么容易被认识到。同时，许多人还特别考察了科学家网络和其他专业知识分子网络［哈斯，1990、1992；肖特，1993］，最近市民社群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也备受关注［贾撒诺夫，1994；M．赖克，1994］。J．N．勒泽诺［1990］分析了技术驱动的动力学对社会和全球政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着重强调了一个多中心世界的兴起，这个世界由非国家行动者构成［他喜欢称之为“独立于主权的行动者”：跨国公司、族群、亚民族政府、跨国协会、国际组织等］。在他看来，这些行动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全球政治。

这样，虽然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哈斯、基奥恩和利维，1993］在世界政治中依然很重要，但是国际关系，尤其是接下来几十年的经济关系，将不仅仅受制于政府或国际机构，而且还受制于这些机构与全球的公司和其他跨国机构之间的互动。然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国际关系文献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控制资源和提高地位的竞赛仍然被看做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政府必须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确保国内福祉和国家安全的同时，还要适应权威和主权的衰落所造成的副作用，此种衰落恰恰可能是由新的全球行动者造成的。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政府的作用。国家要通过建设昂贵的基础设施，通过有选择地制定政策来确保掌握战略资源［比如科学技术］，因为这些资源具有高度的流变性。⁽⁶⁾自相矛盾的是，政府通过提高自己的参与度来应对不断加深的全球相互依赖性。有证据显示，政府和全球性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狂热地强化自身的科技政策。寻求竞争优势不仅是三国的冲突和危险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一个难以分析的问题，科学的社会研究迄今为止对它的讨论相对比较少［R．沃辛顿是一个例外，1993］。

从更普遍的层面上说，科学技术通过提高众多活动［经济的、财政的等等］的有效性，通过自身的跨国流动，有可能损害政府掌控有关国内、国际问题的政策的能力。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无法在国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更不要说解决了。这些问题要求人们采取更为广泛的方法，要求具有充分的国际共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活动以及大量的资源配置。换句话说，不断增多的各种国际问题应该采取国际磋商的方式来解决。显然，国际机构似乎更适合于解决那些由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高这些机构的作用，这也许可以通过把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权威移交给国际机构来实现。然而，与其他任何领域不同，国际事务所期待的事情很少能如愿发生。

仅仅关注两极主义之后的国际事物现状，国际关系分析家是很难理解国际机构的成败的。一些多边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几个机构——看起来很有力量和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且能够接纳来自前共产主义同盟的新成员［卡波拉索，1992；哈斯等人，1993；鲁杰，1992］。但是，其他组织，尤其是那些与经济贸易的核心部门有关的组织——比如GATT［关贸总协定］——发现，制定新的议事日程越来越困难。为了规避不利的经济滞缓和新的挑战，贸易结盟和保护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政策而得到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