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与中苏关系恶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外关系史辞典》第363页（1923字）

从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内部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并由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恶化。这是一件对国际共运和国际形势曾产生巨大与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苏共1956年举行“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片面强调了非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提出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同时，赫鲁晓夫还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报告。上述报告当时引起了国际共运中的广泛辩论，中国共产党对此曾多次在内部会谈中，向苏共领导人表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1956年4月和12月，中共发表了两篇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正面地表达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建设的观点，同时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文中没有公开提及与苏共的分歧。1957年，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对苏共起草的莫斯科宣言草案，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问题，在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应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当时，中共代表团为了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宣言的若干部分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采取什么道路，这本来应由各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他党不必干涉，更无必要在国际共运中作出统一的规定，但这却成为中苏两党争论的开始与焦点。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中国从维护主权出发，予以拒绝。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时，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攻击。中共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但仍未公开点名批评苏共。1960年6月，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开会，会上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共进行突然袭击，发动围攻，由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此进行严肃的斗争，苏共从此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的措施。7月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343个协定和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设备，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把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1960年11月，世界81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开会，苏共在会前散发攻击中共的长信，受到了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等的驳斥，双方展开了更加尖锐的争论。1961年10月，苏共举行“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会上将其理论系统化，并要各兄弟党接受；他并在大会上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批评了苏共的错误做法。同年，苏联趁中国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之机，逼迫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军事物资贷款(中国已于1964年还清)。1962年4－5月，苏联驻新疆机构和人员去伊犁地区塔城、裕民、霍城3县，策动和诱骗6万多名中国居民逃往苏联，制造伊犁暴乱事件。同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苏联公开给予印度大量军事、经济援助，并发表大量支持印度的反华文章。中共乃于当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7篇答辩文章。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据此，中共于6月14日也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面阐述了中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7月6日至20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发表致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煽动反华情绪。中共乃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陆续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于是，中苏公开大论战进入高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共派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47周年庆祝活动，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但新任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宣称在国际共运和对待中国问题上，和赫鲁晓夫无“一丝一毫”的差别。1965年3月，苏共召开有19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会议，会上充满攻击中共的言论。从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容公开陷于分裂，苏联反华叫嚣不断升级，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军事威胁。直到80年代后期两党两国才恢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