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155页（3880字）

(释文〕 从前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首先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被敌人打败，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

待：等待、对待。

〔例1〕 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吴汉率大军逆长江而上，讨伐公孙述。

当汉军逼近成都时，刘秀告诫吴汉说：“成都还有十多万军队，不能轻视。只有坚守广都，等待敌人来打，千万不要与敌人一争高低。如果敌人不来进攻，你就转移阵地，迫使敌人进攻；等到敌人精疲力竭，才可以发起攻击。”吴汉没听刘秀的指示，在离成都十多里处宿营，同时令副将刘尚领一部分人马，在距大军二十多里处宿营。

刘秀得知后大惊，责备吴汉说：“我告诫你千条万端，为什么遇事迷乱!你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分别设营，若有紧急情况，无法相互接应。敌人若出兵进攻你，又以大部队攻击刘尚，刘尚被击破，你也就失败了。幸亏还没发生危急情况，你要迅速率军返回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已出兵攻击吴汉和刘尚。吴汉应战失利，遂乘夜率军悄悄地与刘尚所部会合。公孙述的军队没有发觉，又来攻击刘尚。

吴汉以全部兵力迎战，从拂晓激战到黄昏，大破敌军，尔后留刘尚率部防御公孙述，自己则引兵退还广都，并将上述情况报告给刘秀。刘秀答复说：“你回兵广都，非常合适，公孙述决不敢忽略刘尚而进攻你。如果公孙述出兵攻打刘尚，你从广都率军行进五十里奔赴增援，正当敌人疲惫不堪的时候，肯定能打败他们。

”自此以后，吴汉与公孙述转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胜，终于攻下成都，消灭了公孙述政权。

〔例2〕 三国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出祁山，战败曹真。魏明帝曹睿得知，急忙向司马懿询问对策。

司马懿进言道：“我以前给陛下说过，诸葛亮北上，必然走陈仓道口，所以荐举郝昭前去把守。现今诸葛亮不敢从陈仓道口运粮前进，而经其他小道，运粮十分艰难。我料蜀军粮草只能支持一个月，急于求战对他们有利。

因此，我军只宜久守。陛下可以给曹真降诏，命他坚守各个要道，不要出战。不用一个月时间，蜀军自然退走。

那时乘机出兵袭击，诸葛亮必遭擒掳。”曹睿不满地对司马懿说：“你既然有先见之明，为什么不带兵前去袭击蜀军?”司马懿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出兵，而是为了存下这支机动部队。因为孙权不久就要称帝，称帝后必来侵我疆土，我留下这支部队，就是要对付东吴的入侵。陛下可令人告诉曹真，凡追赶蜀兵，必须观其虚实，切不可深入，提防蜀兵诈败，以免中诈受挫。

”曹睿听后，十分钦佩，立即诏令曹真切不可出战，务必谨慎驻守，只待蜀兵退出，方好择机追击。

〔例3〕 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南朝刘宋之间时有边衅，相互攻伐频仍。

宋盱眙太守沈璞因其地处于交通要冲，便居安思危，平时积极修缮城防，积财谷、储矢石，作战争的准备。其左右僚佐都大不以为然，朝廷也以为沈璞所作太过。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引军南犯，宋军不抵魏军之锋，各地守宰多望风而逃，人心震恐。此时，有人劝沈璞退还建康(今南京，时为刘宋国都)，沈璞回答说：“魏军如果认为我盱眙城小，不足用兵，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如果魏军冒死攻城，那也正是我忠君报国之秋，诸君封侯拜官之日，我们有什么理由弃城而逃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数十万大军败于小城之下的战例吗?汉光武昆阳之战，魏、吴合肥之战就是如此。”他在城内募集两千精兵守护城池，并胸有成竹，告诉战士们说：“两千精兵足可守城。”后来，宋辅国将军臧质兵败后率余众奔盱眙，请求入城，以避魏军。

沈璞左右的人认为：魏军如果对盱眙避而不攻，臧质于我当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魏攻围盱眙，城内地小人多，也于守城不利；即便将来我同臧质合力退敌，保全城池，那我们就不能独领战功；万一我不抵魏军锋锐，退保京师，会资舟楫，必然相互蹂践，正足为患。因而主张闭门勿纳。沈璞说：“魏军必定不能登城，我可以为诸君担保。所谓舟楫之计早宜抛诸脑后。

可是敌人的残酷暴行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即便幸免毙命，也要被掠到北国去作奴婢。臧质余众难道不以此为忧吗?所谓同舟共济，当如何解释?如今兵多则退敌速，兵少则退敌缓。我怎么能因专功而留敌呢?”于是开门迎臧质入城。

臧质入城后，看到城中粮草、兵械甚丰，信心倍增。后来魏军攻盱眙，三旬不拔，智穷力竭，焚烧攻具，引军而退。

〔例4〕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八月，依附于突厥的刘武周攻取太原、浍州(治所在今山西翼城县)、龙门(今山西河津县)等地，大有直下关中之势。十月，唐高祖李渊倾关中之力，由秦王李世民率军渡河攻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柏壁村)，与刘武周手下骁将宋金刚相持。

十二月，诸将纷纷向李世民请战，李世民说：“宋金刚悬军深入，精兵强将云集，兵锋甚锐；但其补给困难，粮草靠攻城略地获取。所以其意在速战，不利持久。我们则应闭营养锐，以挫敌锋。

另外，分兵趋汾(今山西汾阳县)、隰(今山西省隰县)，攻其腹心要地，这样，宋金刚外无所掠，内有失城之忧，必定自行撤离。

那时，我再挥军攻击，定有收获。”武德三年四月，刘武周作战连连失利，宋金刚亦因粮草不给被迫退兵。李世民穷追不舍，一昼夜行二百余里，作战数十次。军至高壁岭(在今山西灵石县南)时，总管刘弘基拦马谏阻说：“大王破敌，逐北至此，功勋卓着。然而，仍然奋进不已，太不珍惜您的身体了。现在士卒已十分疲劳，粮食不给，应在此地稍作休整，待兵粮毕集，再行北进不迟。

”李世民回答说：“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宋金刚计穷败走，众心离沮，我应乘势而进。

如果驻兵此地，给宋金刚以喘息之机，我便失掉战机了。我竭忠徇国，岂能爱惜自己的七尺之躯?”于是，策马而进，在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县西南、霍县之北汾河河谷)追上宋金刚，宋军大败，宋金刚狼狈而逃。

〔例5〕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突厥默啜可汗在同拔野固部落的作战中战死，其兄默棘连继位，是为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任暾欲谷为谋主。

在暾欲谷的辅佐下，先前已归降唐朝的突厥部落又逐渐复归毗伽可汗，势力日渐强大。毗伽可汗认为耀兵时机已到，拟发兵南侵，暾欲谷阻谏说：“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暾欲谷接着分析自己方面不可动的原因：“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养息数年，方可观变而举。”毗伽可汗由此罢了南侵之念。之后，毗伽可汗又欲模仿中原，筑城池、建寺观，暾欲谷又阻止说：“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但我能与大唐为敌，其原因在于我逐水草而居，居无常处，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亦无所为用。如果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唐所灭。”并进一步指出：“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可汗遂罢此举。

〔例6〕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蒙古瓦刺部首领也先在河北怀来土木堡大败明军，俘虏英宗皇帝后，乘胜南进，兵临北京城下。当时北京守军不足十万，大敌当前，人心恐惧，大臣徐理等提出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认为京城是天下的根本，京城一动就大势已去，坚决反对迁都。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京城。于谦受命以后，加紧备战，修固城墙，制造兵器，储备军粮，调集军队，使北京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他还拒绝了大将石亨的收缩军队于城内，坚壁清野，疲劳敌军的建议，认为这样是示敌以弱，会使敌军更加轻视自己，反而亲率大军开出城外布防，并下令关闭城门，表示决死一战的决心。也先乘胜而来，气焰甚盛，以为北京旦夕可下，现在见明军阵势严整，已有防备，士气因此受挫。

于谦乘机命石亨在德胜门外空舍设伏，诱敌深入，用伏兵大败也先军，也先的弟弟索罗及平章卯那孩等战死。也先见北京无隙可乘，而明军增援部队又赶到，恐被截断后路，只好丢下无数尸体，挟持明英宗撤围而去。

〔例7〕 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月，后金兵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后，山海关能否守住，直接关系到明朝京都北京的安危，一时间满朝文武大臣惶惧不知所措，朝廷内外普遍存在着悲观、恐惧气氛，以至有的大臣收拾珍宝，准备南逃。在这人心不稳的危急关头，兵部职方主事袁崇焕挺身而出，向朝廷请求前往守卫山海关。于是朝廷任命袁崇焕为山东巡察司佥事，监关外军。袁崇焕离京赴任前，前去看望了经略辽东军务当时听勘在京的熊廷弼。

熊廷弼问他准备采取什么策略守关，他回答说：“先守而后战。”熊廷弼听后十分高兴，知道他堪当守关重任，并向他提出了一些积极建议。

袁崇焕赴任后，与当时代理熊廷弼经略辽东的王在晋在防御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尖锐矛盾。王在晋提出所谓“重点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的御敌方略。袁崇焕则主张坚守山海关保卫关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图收复失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六月，当兵部尚书孙承宗亲临前线处理王在晋与袁崇焕之间的矛盾时，孙承宗也认为袁崇焕的主张切合实际，给予了大力支持。此后，孙承宗与袁崇焕相互配合，为相机进取，徐图恢复大计做了许多工作，使努尔哈赤从占领广宁一直到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四年时间，始终找不到可乘之机，没有对明王朝发动大规模攻击。相反，明军却几乎收复了在辽河以西的全部失地，筑起了一条自宁远到锦州的重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