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776页（6155字）
【生卒】：1892～1986
四川省开县人。
1911年到万县参加了反清的学生军，1912年春，投考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被录取，1912年底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毕业，被派到第5师见习，任司务长，“二次革命”前，改任排长。在部队里，刘伯承善于用心学习，对《孙子兵法》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能一字一句地全部背下来。1922年，刘伯承任川军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
1926年12月上旬，杨闇公、刘伯承、吴玉章通过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国民党四川省特别党部领导发动顺泸起义，刘伯承被推举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部总指挥，他曾提出了放弃泸州、北上与开江革命军会合的建议，但未能实现。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有关起义的问题，还决定设立军事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开始后，起义部队的进攻在敌指挥部前面的鼓楼面前受挫。刘伯承、贺龙迅速来到前沿，指挥部队重新调整进攻方向，采取正面压制、两侧迂回的战术，对敌人展开新的进攻，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1927年11月，刘伯承奉命赴莫斯科，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不久被推荐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31年11月，刘伯承奉命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到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3年下半年，以中央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
他根据红军的实际情况，设立了上级指挥系、上级政治系、上级参谋系，培养营团级干部。另外设了一个高级班，培养师以上干部。
红军大学还开设了训育部，专门负责管理、教育和改造被俘的敌军人员，为改造战俘特别是高级战俘，提供了场所。
1932年10月，刘伯承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他对司令部的工作以及参谋业务从理论到实践上都作出了贡献。为了便于中央领导掌握各红军部队的情况及敌人的动态，他狠抓通讯与情报工作。在刘伯承、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情报工作做到不但在整个中央根据地有情报网，而且深入到国民党区域，有的还打进了国民党的部队中。
总参谋部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挑选了各种各样的人来训练情报人员，其中不少是妇女、儿童和一些有特长的手艺人。红军情报人员中，还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电码、报纸、书刊以及俘虏供词。研究国民党每支军队的人员组成及历史，每个主要军官的出身及社会背景。
刘伯承对后勤工作十分重视，在兵员补充问题上，他多次提出不要两眼总是盯着老百姓那几个娃娃，要向蒋介石要，蒋介石不但是运输大队长，还是红军的“招募人”，国民军队里许多人可以成为红军战士。
因此，要认真执行俘虏政策，从国民党军队中争取和吸收战士。
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伯承在周恩来、朱德指示下，主持起草了作战计划，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935年1月1日，为了更好地指挥渡乌江行动，刘伯承和张云逸一起到江界渡口实地考察，决定佯攻渡口，主攻渡口上游几百米处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走人的小道，利用好时机，抓紧架桥。乌江突破后，刘伯承奉命到遵义布置夺取遵义的任务，同意了担任攻打遵义的主力2师6团提出的诈城计划，一举成功。
为了保证中央和军委的安全，他决定把刚刚随6团跟进的4团拉出去，夺取娄山关，攻占桐梓城，4团很快完成了任务。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继续北上，受蒋介石之命企图对红军进行沿路阻击的四川军阀部队，有的是刘伯承的旧友率领，经刘伯承写信劝阻，大部让开了路。
5月19日，红军占领泸沽后，面临着冲破天险大渡河的艰巨任务，为了争取时间，保证安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决定用小部队佯攻富林，红军主力通过彝民区向安顺场前进。
22日，先遣队过彝民区时遭到彝民的拦挡。
刘伯承命令工作团和部队耐心宣传，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彝民首领小叶丹见共产党的军队与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便派他的四叔来察看，并提出如果红军真的把彝族看成是兄弟，刘伯承司令员就应当和小叶丹宣誓结为兄弟，只有这样才说明是真心实意的。刘伯承表示同意，两人结拜为兄弟，先遣队顺利离开彝民区继续前进。小叶丹依照刘伯承的嘱托，组织彝民细心护送红军大队，经7天7夜，把红军全部安全地送出了彝民区。
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129师师长。10月6日，率先遣队渡黄河，转战同蒲、正太沿线。
他规定了129师作战的三条原则：一、师部一般地确定任务，具体打法由各级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断行事，根据敌情自行灵活作战。二、行军途中，可打则打。
三、为了不误战机和保守秘密，各团有自行决定权，可以打完仗后再向师部报告。
10月22～28日，刘伯承率部连续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打击敌人。26日，刘伯承在七亘村设伏毙敌300余人。战斗结束，他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输送军用物质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军械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日军不可能由别处绕行，七亘村是日军由测鱼镇去平定的必经之路，遂决定在七亘村进行第二次伏击。27日，测鱼镇之敌，一面派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运送，他们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了，必转移别处去了。事实上，八路军佯装他去，等敌人收尸完毕后，又继续在七亘村设伏。28日，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发起猛烈进攻，毙敌百余人。
1937年底，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战争进入到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新阶段。刘伯承及时抓部队在战略战术上向游击战、运动战方面的转变问题。把游击战的战术动作概括为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认为游，是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是发挥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要把游与击巧妙地结合起来，做到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1938年2月19日，刘伯承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的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于中途歼灭之。21日，刘伯承将主力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当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之敌上了圈套，派出200余人，分乘八辆汽车驰援，很快陷进伏击圈，被歼灭130多人。
3月16日，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在神头岭设伏，歼敌两个中队。
刘伯承认为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是打仗下决心的基础，他将这五项称为五行，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对五行了如指掌，便能神机妙算。在反“扫荡”斗争中，他摸清了日军用兵的规律，提出要掌握利害变换线问题。他对八路军侦察员所寻获的敌交通员所藏的文件作了认真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地广人多，日军入侵我国，存在兵力紧张、力不从心的致命弱点。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只能采取分区辗转扫荡，但因敌兵力此集彼虚，战线空隙多，军队疲劳，扫荡时就又只能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手段，这样就要对各路进展时间作出统一规定，以便构成一个合击圈，刘伯承称其为“利害变换线”。
如敌人到达这条线，八路军就要受到威胁。为了趋利避害，指挥部就必须机断行事，在敌人的合围将拢未拢的时候，歼击敌人弱的一路，主力转到外线作战。
1945年8月下旬，重庆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就命令阎锡山向原129师的根据地上党进攻。
9月初，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上党战役先打长治外围各县城，把敌人引出长治，于城外歼灭之。到10月12日取得胜利，歼敌35000余人。10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于平汉线作战的部署，决定控制漳河以南的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尚在敌人手中的上述城镇，引诱敌人进入我预先在滏阳河河套设下的口袋阵。11月2日平汉战役结束，歼敌2万余人。
1946年8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发动了陇海战役，刘伯承认为：解放军如突入敌之纵深，进行宽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则突击部队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不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地撇开自己的前沿据点，毅然地向纵深目的挺袭。这次战役歼敌13000余人。
8月下旬，刘峙集中30万人，向冀鲁豫区进攻。刘伯承纵观全局，决定发动定陶战役，利用郑州、徐州两敌的钳形攻势尚未合拢，郑州各路之敌仍处于分散态势的时机，集中力量首先歼灭国民党这次进犯的主力军、郑州之敌——整3师。为了诱敌深入，使敌在运动中拉长战线，陷于疲惫状态，形成孤立和薄弱部分，便于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各个歼灭。刘伯承令野战军主动放弃一些城镇，主力大踏步向北撤退。敌整3师按刘伯承设计的路线和时间，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9月3日，整3师冒进解放军设下的预定战场，不久便被刘伯承指挥部队围歼了。
1947年6月30日，刘、邓指挥所部强渡黄河，敌王敬久将其部队分成左、右两路，企图逼迫刘、邓背水作战。
刘伯承将计就计，根据敌主力尚远在单县以南地区，郓城守敌55师战斗力弱等情况，决定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歼灭郓城、曹县、定陶守敌。很快，刘伯承就指挥部队歼灭了郓城、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一个旅，使得敌右路军的三个整编师成了一条孤立的长蛇阵。
7月13日，刘伯承部将这三个整编师一一分割、包围起来。接着刘伯承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引敌32师进入敌70师的驻地六营集，只经一夜，便将这两个整编师歼灭。
在长蛇阵上，敌只剩下缩于羊山集的66师，刘伯承指挥部队将其层层包围，于7月28日将其全歼。
1947年8月7日，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25日夜，野战军指挥部和第6纵队到达汝河北岸，这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85师占领，他们用排炮打碎了民船，后面追击解放军的蒋军已达三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了。刘伯承、邓小平召集6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斩钉截铁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地打过去!”6纵队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冲过汝河。8月26日夜，进至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渡河前，上游突然涨水，部队指挥员向刘伯承报告说不能徒涉，只有靠搜集来的十来只小船摆渡。拂晓前，刘伯承来到渡口，手拿竹竿，登上渡船，不停地用竹竿测水，船行至河中央，他大声向北岸指挥员喊道，河水不深，快告诉李达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不久，刘伯承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便让人转告李达不要架桥了，叫部队迅速徒涉。
很快，部队全部徒渡过淮河。
进入大别山后，刘、邓要求部队严守纪律，保护人民的利益，对侵犯人民利益的人进行了严罚。
8月末至9月末，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作战略展开，刘伯承亲自指挥大别山北部的部队及三纵主力，把大别山蒋军的全部机动部队都调至或抑留在大别山北部，掩护了其他主力在大别山南部的展开。10月初，蒋军7个师对大别山北部的刘伯承主力进行合击，只留下少数正规军防守大别山南的鄂东和皖西，刘伯承抓住这个空档，指挥部队分两路向南突围成功。
12月中旬，刘邓集中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及中原独立旅，采用拖刀战术，给敌40师和52师82旅杀个回马枪。以一纵队在浠水东南的高山铺地区设置口袋阵，以中原独立旅为诱饵，诱蒋军入伏击圈，以六纵尾敌向东，从其背后插入，封死口袋。共歼敌1万2千多人。从11月末至12月末，刘邓大军在内线坚持的同时向外线展开，在江汉、桐柏、淮西三个地区建立了根据地。
敌11师的王元直在日记中写道：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觉国军高级将领中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共军?(共军)高级指挥官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国军)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对手哉!(共军)“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尾追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
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
淮海战役前，刘伯承对战役进程进行了设想，他引用孙子曾经说过的“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腰则首尾皆至”这段话，根据毛泽东总的作战方针，设想出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敌于死地而后已的具体打法。11月3日，他同邓子恢，李达商议草拟给陈、邓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粟裕在东边挟击敌人的额时，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造成隔断敌人中枢，打破敌人会攻徐州之形势。这个建议得到陈、邓及中央军委的采纳，10日2时及3时，毛泽东连发两电给陈、邓明确提出全力攻取宿县，这样就在淮海战场造成了关门打狗之势。宿县被攻克、黄伯韬兵团被歼灭后，蒋介石急调黄维兵团12万人驰援徐州。刘伯承把“揪尾巴”的任务交给李达，他自己亲赴前线，指挥中野主力歼击黄维兵团，12月2日完成了对黄维的包围，15日全歼了黄维兵团十余万人。
渡江战役胜利后，在毛泽东指示下，刘伯承和邓小平拟定了进军西南的作战要旨：避开敌人的正面防守，出其不意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各个歼灭西南之敌。
1949年12月21日成都战役举行，刘伯承命令部队采取先打敌弱点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同时大力进行政治瓦解，很快解放了成都。
1950年11月，刘伯承奉命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召开了成立典礼大会。
刘伯承为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呕心沥血，对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性的建设。他还亲自上讲台授课。例如，他把《孙子兵法》列入《战役法原则》这门课中，把孙子十三篇概括为谋略、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六个问题。用大量的战例、故事、生活实践，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讲授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1955年9月，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