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64页（2220字）

近代着名学者王国维撰。初连载于《教育丛书》，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出刊；次年，收入《静庵文集》。此文为红学史上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着作。《红楼梦》一书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流传以后，众多的评论者对它进行了评论、研究，但皆为笔札式或考据式之旧式评议，评论者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均不脱旧式小说评点之窠臼。王氏《红楼梦评论》一文，以全新的观点、方法，对《红楼梦》一书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式分析研究，实开五四以后新红学之先河。同时，《红楼梦评论》一文，亦阐明着者不同于时人的新颖小说观念，着者反对视小说为政治、伦理之附庸，强调小说具有自身独立价值，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占据小说论坛主导地位的“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一种反驳，代表另一种理论倾向，故而，它也是近代小说理论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全文计分五章，即：“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阐发着者对于人生及美术(即艺术)之基本观点。着者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之影响，亦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对于艺术之本质，着者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之美学观，并吸收叔本华、尼采之美学观点，统一表述为：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且其物必非实物而后可。此物，非美术(即艺术)何足以当之乎?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总之，艺术之本质在于它是超然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减轻人生痛苦的一种精神解脱，亦即美的享受。这个结论，来自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然而，着者同时认为，艺术之内容，实为自然人生之复现，全文自始至终强调艺术之目的“在描写人生”(第一章)，“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第二章)，艺术“以描写人生为事”，“示人生之真相”(第三章)。着者认为人生的本质是欲望以及欲望不得满足而形成的苦痛，这种悲观厌世的观念当然是错误的；然而，着者一再强调艺术之最高任务在于描写人生、揭示人生之真相，此一看法却又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着者关于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对五四以后倡导人生艺术的理论，具有先驱之意义。现代着名学者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刊文称王国维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并认为王氏以为文学的目的在于描写人生的主张，是对陈旧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反叛。此文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称《红楼梦》乃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绝大着作”，原因在于它的根本精神为“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着者认为，饮食男女乃人类大欲，后者尤强于前者。二千年问能解决此问题者，哲学上只有叔本华，艺术上则为《红楼梦》。《红楼梦》揭示了人生乃苦痛之真谛，并指示了解脱苦痛之道，因而具有美学的和伦理学的价值。此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和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即分别论述《红楼梦》“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乃“悲剧中之悲剧”，艺术之顶点，所以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此文的理论基础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着者认为《红楼梦》的根本精神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暗合，并因此而极力推崇《红楼梦》，在具体论述中时有精到之见解，而整体结论却是不足取的。此文第五章“余论”，批评前人以考证之眼读《红楼梦》的不良风气，表露了着者一些深刻独到的艺术见解。着者认为，清代考据之学盛行，于是《红楼梦》的评论者亦受此风影响，致力于考索书中人物为何人。此种考索的结论，可分两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对于这两种结论，着者均给予批驳。“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即为纳兰性德。”以纳兰性德词中有“红楼”、“葬花”诸语故。着者认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纳兰性德字容若——编者)一人而已。”对于第二说，着者指出：“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如此说，则唐旦(意大利诗人，今译为但丁——编者)之《天国戏剧》(今译为《神曲》——编者)，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着者进一步从艺术不同于个人传记的较深层次，论证考证法不适于对小说之研究：“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出《庄子·大宗师》——编者)，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出汉司马相如《子虚赋》——编者)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此处所论，很有见地，已然接触到艺术贵具体、写全体的典型性特征。总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小说，正如现代着名学者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言：“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印证”，它所阐发的见解，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仅震动当时，而且影响未来，为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一篇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