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750页（4126字）

清代人情世态小说。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文木，别字敏轩，号粒民，移家南京后自称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33岁定居南京，36岁膺荐参加博学鸿词科的院试，但未赴京应廷试，从此弃却秀才籍，54岁在困窘潦倒中病逝于扬州。《儒林外史》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秋天之前已成书。乾隆刻本今不见，今见最早也最重要的刊本是嘉庆八年(1803年)卧闲草堂巾箱本，56回，有署乾隆元年闲斋老人作的序和回末总评。其后的清江浦注礼阁本、艺古堂本是卧本的覆印本，苏州群玉斋本和上海申报馆第一、二次排印本都以卧本为祖本。同治十三年(1874年)齐省堂增订本文字有减省改订，增加回评和眉批。光绪十四年(1888年)增补齐省堂本妄增4回成60回。

《儒林外史》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儒林文士，它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建构起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正反两类人物分居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

居于主要一侧的是一些看轻文行出处、专重功名富贵的无耻、无聊、无智的人物。写得最可憎的是一批无耻官绅，他们处则为土豪劣绅，出则为贪官佞臣。前者如张静斋、严贡生、王德、王仁、方乡绅、彭乡绅、唐二棒椎、唐三痰等，后者如王惠、汤奉知县、朝廷某太保等。他们都是封建统治的墙脚和支柱，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完全沦丧，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作者不掩饰自己的愤恨，满怀憎恶地向他们喷射讽刺的烈焰，对他们所体现的精神道德，毫不留情地予以扬弃。

写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无聊名士，他们较大的集会有三次：湖州莺脰湖盛会有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蘧公孙、杨执中、权勿用、牛布衣、陈和甫等，杭州西湖诗会有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匡超人等，南京莫愁湖高会有杜慎卿、季苇萧、季恬逸、萧金铉、诸葛佑、金东崖、来霞士等。这些人貌似风雅，实际上不过是一些闲得发腻的纨袴子弟，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骗吃骗喝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呼朋引类，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猥琐，用无聊的忙碌点缀空虚，把士大夫中那种游手好闲而又自鸣风雅的传统作风发展到了极致。作者嘲笑他们的庸俗，宣布应当同这种慵懒寄生的传统决裂。

写得最成功的是一批无智的迂儒，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王玉辉。他们出身寒素，本来保留着淳良的天性，但却深受腐朽的统治思想和朝廷功令的腐蚀毒害，在科场里消磨到胡子花白甚至老死。他们庸俗酸腐，愚昧颟顸，麻木不仁。迷信八股，把它当作荣辱所系、祸福攸关的唯一事业，不惜为它发疯，为它寻死，为它奉献毕生精力；崇奉礼教，竟至于鼓励女儿用年轻的生命换取“节烈”的旌表。作家抓住一些典型情节，把犀利的笔锋伸进迂儒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批判驱使迂儒堕落的制度和思想，批判儒林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很深的一些腐烂因素。对这类腐儒，作者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怀着悲悯之心进行反思，在尖锐嘲笑的背后闪动着滚烫的热泪。这种笑，涂染着对于儒林堕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含泪的笑。

儒林的希望何在呢?作者不断探索，与前面三种人相对照，他写了另外三种人。首先是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一批贤人。他们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看重文行出处，追求合理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他们努力经营泰伯祠的礼乐事业，企图以传统的礼乐仁政来改造世道人心。作者以哀婉的笔调写出他们的“风流云散”和泰伯祠的破败，客观上显示出传统的思想文化无补于现实社会的满目疮痍。

其次是以杜少卿为代表的“奇人”，他对某些封建教条和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要求冲破某些封建束缚，离经叛道，逸出儒林传统的常规，因此象后来的贾宝玉一样不被世人所理解。他尊重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和人格，对沈琼枝那样“稀奇”的女奇人，他引为同类，勇敢地给予支持。小说末尾还勾画了自食其力、傲视权势的市井四奇人的剪影。贤人的活动，尚不过多触忤世俗；奇人的言行，就常为世俗所难容，在他们形象里，确有着与封建主义相牴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它是吴敬梓精神探索的积极成果，也是他自己叛逆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具象化。但是，即便奇人，也尚未找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是仿效魏晋名士，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再次是秦老、牛老儿、卜老爹、鲍文卿等下层人民。既然奇人也找不到出路，那就归真返朴，到“野老”中鉴赏古风，在对这些“野老”的温情笔墨里，包含着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朴实敦厚的道德品性的向往和追求。但那毕竟是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缺少强烈的时代音符。世纪的曙光在哪里呢?贤人、奇人、下层人都还没有看到，因此小说的后半部不能不罩上一层忧伤之雾。

吴敬梓通过儒林命运的历史反思，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许多沉淀很深的糟粕进行大胆的扬弃，形象地揭示了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烂(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八股科举、礼教、理学的批判)；同时又认真检验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价值的因素，企图从中提炼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儒林的素质，建构新的儒林。他的后一方面的努力，虽受历史的限制，同我们的认识有很大距离，但他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伟大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儒林外史》虽未跨进近代小说的历史门槛，但已敲响其门环，表现了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许多重要特征。

首先，从传奇性到现实性，小说更贴近世俗人生。以往说书体长篇传奇色彩浓，主要写超群人物的奇异故事。《儒林外史》发展《金瓶梅》以来的小说新观念，把目光转向现实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逼近现实人生，客观地、精确地“摹绘世故人情”，是当时的社会风俗画。

第二，从故事小说型到性格小说型，小说艺术发展到更高层次。《儒林外史》不再象故事型说部那样一步步叙述丰富完整的故事情节，它既没有完整的主干故事，又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它只是按作者创作意图展出种种儒林世相，建构一组组情节单元，每一单元甚至每一人物之间，往往缺乏外显情节的自然联系和故事完整性，完全靠作者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成有机的序列，从而具有了深隐意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统一性。就在写一个人物时，重心也不放在写出其传奇性的故事或有头有尾的完整传记，而只是撷取某一生活阶段中的几个典型场面，把它们组合衔接起来，犹如拼贴画。故事型说部靠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强烈的动作，形成火爆爆的戏剧性情节。吴敬梓却只是淡淡地描写日常言谈，没有让肯定性人物同否定性人物正面交锋、尖锐冲突，不追求戏剧化效果。他是在散文化的情节里，让两类人物构成互相反照的两个世界，着力开掘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含义，把对儒林命运的反思深入到儒士性格灵魂的层次，把一个时代的危机内化为儒林的精神危机。

第三，从古典典型形态到近代典型形态，小说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与古典审美理想相联系的众美皆备或众恶皆归式的人物，往往成为某种道德品性的规范或才能气质的范本；而近代现实主义充分重视典型的个性化，把人看作有缺陷、不完美的真的人、活的人，因而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人，是复杂万端的人。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已经从古典型跨向近代型，他写的好人大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弱点，不是以理想的善作为最高原则，而是以真实作为最高原则，全书几无完人。同样，他写不好的人也非一切都坏，他是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许多人物是处于流动发展状态，有的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如范进、荀玫)，有的受环境污染而变色(如匡超人、牛浦)。人物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吴敬梓深入到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出王玉辉情感与理念的冲突，突破了美在整一和谐的古典观念。吴敬梓还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层次，在马二先生游西湖看女人时，写出他潜意识的“食色”本能与显意识“非礼勿视”理性之间的矛盾，已经是近代型的人物。

第四，从说书人的评述模式到隐身人的叙述方式，小说形象更靠近读者。说书体小说由说书人出面陈述、诠释、评论，所谓“看官听说”如何如何，由说书人介绍和摆布上场人物。吴敬梓基本上摆脱这种模式，尽力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角度，让小说形象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说书人横亘在他们之间，读者可以通过身临其境的直觉把握，体味小说形象。人物和情节的嬗递，不再由说书人出来“按下”一边，“另表”一边，而是由小说情节的自然发展来实现转递。《儒林外史》向叙事艺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迈进，与近代现实主义艺术的走向相一致。

第五，从相沿加工到作家独创，创作的主体性空前加强。说书基础上写成的说部，多具集体创作的质素，《儒林外史》则是主名作者的个人独创，是作家自己对社会生活积极观察、体验、感应，进行审美再创造的产物，深深烙上作家审美个性的印记，作家的个人风格鲜明突出。以往说部常把故事进程、人物命运纳入因果报应的模式，吴敬梓则摆脱了流行的宗教世界观的羁绊，他笔下有血有肉的人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的人，而不是受制于因果报应过程的道德代理角色，作家把握到的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终于代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的虚假模式。

吴敬梓虽不得不在近代的历史大门前停下脚步，但《儒林外史》展露的近代现实主义曙光，却一直融入以后的时代，蔚为万道霞光，照耀着文学前进的途程。吴敬梓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而且也属于未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