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哲学文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294页（2368字）

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着于1990年。中国留美学人黄勇等参与辑选并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首版。

该书以“后哲学文化”为中心，除重申詹姆斯、杜威之实用主义原则外，还以“新实用主义”的立场描述了后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之解构主义运动及它们之间以及实用主义同对本世纪中－后期具有重大影响之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理论之间的关系。全书以十个标题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实用主义到当前的发展和“后哲学文化”的基本思想特征，包括两篇文章，其余四部分包括八篇文章，分别讨论实用主义与欧洲当前哲学思潮的关系，“后哲学文化”中的科学、文学、政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哲学(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罗蒂缔造“后哲学文化”的主观意图，是在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冷战”时期，进一步造成一种适于自由研究与讨论的“宽容”的政治、哲学、文化的学术世界环境。其要旨是以“小(写)”(“小哲学”、“小哲学家”、“小(第二级〉真理”)为基本特征的取消并代替以“大(写)”为基本特征的“后神学文化”。“后神学文化”是指启蒙主义运动以来从笛卡尔到康德，直到实证主义承继了柏拉图主义的“本质主义”形成的哲学文化。在那里，“哲学”与“自然科学”代替了神学，取得了主宰一切，或一切的“基础”的地位。而“后哲学文化”并非把哲学本身变成“神”来取消与代替“后神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但“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第一级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但在这里对“善于成为人的人”进一步追问的话，必然导向关于“人”的“本质主义”追问，即表述现实的个体人对某种“共名”的抽象之“符合”。而罗蒂则要把实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贯彻得更彻底，认为萨特不应该说“人的本质就在于没有本质”，而应该说“人类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再有本质”。这样，人与人的实际关系，正如一切由相互关系规定的客观性(人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关系正是人的本质规定的现实依据)之最终改“善”不是人的自身奋斗，只能是神的“赐予”。这样，“后哲学文化”便又从“反本质主义”回到“神学文化”那里去了。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正是他自身新实用主义立场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于其理论主张的一切方面，并使其“后哲学文化”带有许诺“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途径”之与实用主义不协调的乌托邦色彩，只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空话。这一矛盾同样包含在他的自由观中。

罗蒂设想的后哲学文化应该是“克服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联系的信念”，而达到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后尼采的德国(海德格尔)和法国(德里达)哲学之间的聚合”。他在海德格尔那里所取的是向着“未来”的“此在”的“历史主义”，在德里达那里得到的是对“大(写的)真理和哲学(包括对海德格尔之作为‘基础’的‘在的真理’)”的消解。后哲学文化的中心是“自由”，政治的和文化的自由，这种自由观不同于非实用主义哲学是把自由作为获得真理的“手段”。对于实用主义来说，真理是“自由研究获得的意见。在这种自由研究中，任何东西，无论是终极的政治和宗教目的还是任何其他东西，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得到苏格拉底式的诘问”，“这样的自由最终将增进人类幸福”。在这里罗蒂回避的一个重要的矛盾是“自由”与“真理”和他所说的“幸福”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传统或古典哲学的真理的内容本身就包含着自由，所以自由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如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都把自由作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其目的也是使人类幸福。而罗蒂所说的自由仅仅是研究的一种氛围及幸福的手段，在三者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罗蒂不是辩证的。把自由、幸福与真理切割开来，正是实用主义把认识论与价值观加以割裂的弊端。

在后哲学文化中，文学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罗蒂指出，实用主义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因为文学艺术有助于伦理学。其中有些是命题，有些是叙事，有些是图象。关于确定什么样的命题，观看什么样的图象，倾听、评论以及重述什么样的叙事，也就是什么能帮助我们达到所期望(或应当期望)的东西的全部问题。

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文化”回避对当代(后现代实践)中社会矛盾的分析与认识，即不去研究对于人的、人们的、人类的自由与幸福的实际障碍是什么，如说：“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揭露这个社会的虚假和腐败的基础，而是要让这个社会的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进行较量。”对实效之“好的”、“坏的”之体验或直觉作为实用的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大量真理性——对象的本质——认知的基础之上。其所谓“较量”难道不就是对“坏的”方面进行“批判”吗?而离开了对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认识，就谈不上在实践中通过怎样的方式与手段去达到真理，而这样的空谈人类幸福与自由的“后哲学文化”，只能在理论上带有“杂烩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是一种乌托邦，究其实质仍与老实用主义一样是为少数人而不是为人类大多数谋利益的哲学，只不过在后现代时期起一点减少各种意识形态摩擦之润滑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