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正理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859页(1813字)

印度正理派哲学的后期形式,形成于12世纪,亦称近代正理派。又因盛行于孟加拉的奴地阿地区,故亦称奴地阿派(Nuddea)。正理派哲学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古代正理论,由乔答摩在《正理经》中建立的范畴论(十六句义)为基础;第二阶段为新正理论,由甘格霞在《真理如意珠》(Tattvaciintāma ni)中建立的认识论为基础;第三阶段为近代正理论,由阿难跋陀在《思择集》(Tarka Sa mgraha)中建立的正理论-胜论调和体系为基础。第二、三两个阶段又常常合称新正理论或近代正理论。新正理派的奠基者为甘格霞,他的《真理如意珠》主要是对《正理经》第一章(十六句义)第一节(第一句义——“量”)的注释。该书摈弃了旧正理论一切玄学的内容,将正理论完全纳入认识论与逻辑学的范围,这成为新旧正理派的主要区别。对于“量”和“四量”(现量、比量、比喻量、证言量)的定义和内涵赋予新的观点。认为“量”不应简单地定义为“是对于对象认识的正确知识”,而应改为“是关于某种事物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正确知识”。“现量”(即知觉)分为两类:一类为世间现量(普通知觉),它是感官依照通常方式与对象直接接触所得的正确知识;另一类为非世间现量(特殊知觉),它是感官与对象间接接触,即通过中间媒介所得的正确知识。非世间现量分为三种:(1)共相知觉,通过共性而知个性;(2)智相知觉,通过自身过去的知觉而知现在;(3)瑜伽知觉,通过瑜伽冥想而显现的幻象。“比量”(即推理)也有三种:(1)普遍联系,从正、反两方面建立联系。如有烟则有火,如灶(正),无火则无烟,如湖(反),正、反均有例可举。(2)唯一的联系,只有正,在这里普遍联系只具有可能性并无效用。如“凡可知者必可名”,但不能反过来说“凡不可名者必不可知”。(3)纯粹反面的联系,没有正面例子可举。如(宗)地原素与其他原素异。(因)有地之特性故,(同喻)凡有地之特性者皆与其他原素异(但因地原素没有同品,所以无正面例子可举),(异喻)凡非与其他原素异者皆无地之特性,如水(只有反例)。关于“类比”(比喻量),《正理经》认为对已知对象的知识和对同类对象的知识是构成类比的两种因素,并认为第一种因素是认识的主要来源。甘格霞将对异类对象的知觉补充为构成类比的第三种因素,并认为二、三两种因素更为重要。至于“证言量”他不仅承认“吠陀”权威,还认为神(自在天)是世界的创造者、支撑者和破坏者。在甘格霞之后,新正理派的继承者主要有他的儿子伐陀摩纳着有《如意珠之光》(Cintāmani-Prakāa)是对《真理如意珠》最初的注释。其后有帕克沙陀罗·弥什罗着有《光辉》(loka)为甘格霞在的“三量”(现量、比量、证言量)作注。再后有瓦苏提婆为了学习新正理论来到其发源地米提拉(Mithilā),入帕克沙陀罗·弥什罗学院,专攻逻辑学,后为《真理如意珠》作注释,并在奴地阿地区建立起第一个逻辑学院,为此新正理派始称奴地阿派。以后尚有多人为《真理如意珠》作注,如罗怙纳塔的《真理如意珠的光辉》,摩杜罗纳特的《真理如意珠之奥秘》等。至17世纪有阿难跋陀为新正理论建立起与胜论的调和体系,成为近代正理论的主要特征。他着有《思择集》(Tarka Samgraha)是近代正理论的纲要,该书将新正理论的“四量”纳入胜论的“德”句义中的“觉”,将正理论和胜论融合为一种新的模式,如下表所示:句义(共7种)

此后,正理论胜论的调和体系还有多种模式,如毗湿瓦纳特的《正理悉檀多珠环》(Nyāya-SiddhāntaMuktāvalī)在承认胜论七句义的前提下,将实句义中的“意”(manas)分为经验和回忆两种,将正理论的前三量(现量、比量、比喻量)归入经验的意,将证言量纳入回忆的意,从而构成量的正理范畴。另一位正理-胜论学者阁伽迪娑(Jagadīsa),着有《思择甘露》(Tarkām rta),分为知识篇和范畴篇,“四量”归入知识篇,“七句义”归入范畴篇,合起来组成正理一胜论调和体系。此外还有拉乌阿戈悉所着的《思择月光》(Tarka Kaumudī),均从不同角度融合了句义论和量论。新正理论对印度逻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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