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803页（2464字）
又称“武道”或“士道”。
日本历史上前后一脉相承而又可以大别为三种类型的武士阶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规范。日本武士兴起于8－9世纪，即平安时代(794－1191年)的初期，是社会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产物。
“武士”一词，初见于养老5年(721年)元正天皇的诏书，它提到武士、武艺，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提倡并鼓励尚武精神。神护景云3年(769年)，为守护朝廷，称德天皇在给东人的诏谕中，有“东人须常怀额上竖箭一心护君之志”的说法，武士道所要求的忠勇、义烈的品质，在此已初见端倪。
到了平安时代后期，源氏平氏两大贵族集团护卫宫廷，武士成为可以进出宫廷的人物，武士的地位得以提高。源平二氏在相互斗争中，提倡并要求武士要勇武、质素、俭约、忠君、孝亲、重视主从关系，这些成为德川初期以前旧型武士道的重要内容。
(1)旧型武士道论。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武士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
由于政治需要，源赖朝提出了武士应当遵守的规则：练习武术；勇敢战斗，决不临阵脱逃；质素俭约；重诺守信；重视主从恩义，以死生相托。
源氏与武士结成了生死与共的主臣关系，即“御家人制度”。源赖朝传三代而绝，大权落入执权北条氏手中。北条泰时于贞永元年(1232)颁布了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
其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最重要的是武士对主人要忠，对父母要孝，它巩固了幕府与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14－16世纪，正值日本战乱时代，各地武士争战不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武士道在这一时期向禅与武术结合的方向发展，重视枪术、剑术、柔术、忍术等，形成众多流派。这种发展，使得当时的武士道偏重于“术”而忽视“道”。这一时期，武士道在理论上无甚重要发展。对武士道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是从德川初期开始的，主要的代表作有大久保忠教的《三河物语》、山本常朝的《叶隐》以及《甲阳军鉴》。这种武士道论通称之为旧型武士道论，其主要内容如下：①战斗者的伦理。强调武士道就是在战场上死的觉悟，要求武士在被迫选择生死时，应毫不迟疑地为主君去战死。②注重情谊的主从关系。重视主体心情的纯洁性，否定基于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行为，实质上则是要维护以领地为媒介的主从关系，主张武士对主君要绝对忠诚，谱代成之众作“御家之犬”是光荣，应随时准备听从主人的命令而行动。③是非之外的武士道。在战场上形成了主从双方生死与共追求战斗胜利的集团。
武士的死的觉悟和情谊的主从关系，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主君(而非忠义等普遍的抽象理念)的献身精神，达到极处就是一种无我的境界。而谈论忠义，辨别是非，就会导致对主君献身不彻底。
这样的武士道显然是超越是非和理性的。④提倡复仇和殉死。“赤穗事件”中47士为主人报仇殉死的事迹绝妙地说明了这一点。
(2)新型的武士道论。
德川幕府的建立结束了战国的混乱，形成了统一安定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旧型武士的战斗者的伦理丧失了现实的依据，不再适应现实生活。
从而，作为封建官僚以发挥自己的办事能力为存在根据的新型武士应运而生。新型武士不再是战斗者，而是行政官吏，他们探索着与社会存在相适应的道德意识，以成为统御农、工、商的人伦的指导者。这使他们的关心转向了重视伦理道德的儒学。新型武士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顺应历史潮流和主权者的意图，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
其主要内容如下：①士的职分是人伦之师，不再是战斗者的伦理。士要具备文武之道，为士者必须学习儒学的道德规范，以为人伦师表。②注重君臣之义，不再重情谊的主从关系。君臣是人伦的大纲，天地自然的仪则，上下之分皆起于自然的道理，人人都要安分，不可僭越。
主从关系的存在根据是人伦的大道，其核心是义，君臣关系在于义而不在于利，更不在于情谊。第三，圣人之道的武士道，不再是是非之外的武士道。士的根本在于对孔孟所讲的仁义的探求和实行，否则虽死也不能完成士道。第四，非议复仇和殉死。
武士行动的最高准则是仁义，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仁义而已，并非情谊。君无道时，士臣当尽力谏诤，谏诤不成应修身以待君开悟，势不得已也不必殉死，可不留而去。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符合统治阶级和新型武士的需要，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到了德川时代后期，日本阳明学者、幕末志士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士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进一步发展了武士道的理论，但终未超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
(3)作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明治维新后，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明治政府以赎买的方式废除了武士的特权，失去了领地和主人的武士阶层随之瓦解。但是，由于武士道中包含着对新政府统治有利的因素，所以武士道精神并未随武士阶层的消亡而消亡，随着日本一步步迈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武士道被改造成为近代的军人精神，并逐渐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社会作用。
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军人敕谕》：军人必以尽忠节为本；军人必正礼仪；军人必尚武勇；军人必重信义；军人必以质素为旨。
它依然强调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往日武士道中的主要内容，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把昔日武士道中对领主、藩主、将军、天皇的忠节改造为唯一的对天皇的忠节罢了。此后，这种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与日本的不断对外侵略互为因果，同步发展，即利用对外侵略的“赫赫战功”以宣扬武士道，又利用武士道来煽动对外侵略。这种作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提倡毫无保留地为天皇殉死，把昔日武士道中提倡慈爱、同情以及圣人之道的因素完全抹煞了，而将奴性、愚昧和兽性恶性发展了，从而，使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同义语。随着日本的战败，对天皇的神格崇拜和为天皇战死是无上光荣的谬论被否定，武士道必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