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43页（5637字）

【生卒】：1893—1988

【介绍】：

中国现代着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原名梁焕鼎，曾以“瘦民”为笔名，遂取其谐音改名为“漱溟”。原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父亲梁济曾任四品京堂，因不满当时的社会而自杀。这些对其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少时接受新式教育，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此时就开始倾心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使他由西学转入佛学进而转入儒学，极推崇儒学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使他毕业后不肯升学，而投身于社会活动和革命宣传。1917年被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着作。在这部着作中，梁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所谓“乡村建设”。1929年到河南辉县百泉筹办河南村治学院，后又到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主编《村治月刊》。1929——1931年，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着作，主张用“乡村建设”道路，取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放弃乡村建设运动，致力于抗战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为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维护团结积极奔走，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以乡村建设派领袖的身份应邀出席国民党南京政府召开的国防参议会议。翌年被选为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40年底，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筹备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后，二访延安，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希望维持国内和平。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在哲学上揉合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唯心主义哲学为一体，把整个宇宙视为人的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在认识论上提倡人我一体、物我一体的直觉神秘境界。在文化上，根据人的意欲所向，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中、西、印三种类型。他的人学思想也很丰富，但基本上是其哲学思想在人学领域里的运用。其主要着作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1)人类生活三方面 梁漱溟认为，人类的生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物质生活方面。所谓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其中，宗教、艺术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所谓社会生活方面，指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所谓物质生活方面，指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方式，如饮食，起居等种种享用。一个民族在这三个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生活方式，便构成该民族的文化。

(2)人生三路向 梁漱溟认为“尽宇宙是一生活”，“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的意欲的努力方向不同，使人生路向呈现为三条：一是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这是西洋人的人生路向。二是认为欲望出在众生的迷妄，从而否定欲望，否定众生的生活，以致否定人生。这是印度人的人生路向。三是主张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这是中国儒家的人生路向。人生的三路向决定文化亦呈现出三路向。一是向前面要求。即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取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是对于前面去下手，其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之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就在当时的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三是转身向后去要求，遇到问题就想从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梁漱溟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上看，儒家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中国儒家文化终将在最近的未来复兴于世界。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说，从人生角度探讨了印、欧、中三种文化的差异，并充分肯定中国式的人生路向，实际上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时情况下，反映了梁漱溟的保守主义思想。

(3)个性伸展论 梁漱溟把“人的个性是否伸展”看作是比“自由”、“平等”、“共和”等观念更深层的观念，是形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巨大差别的根本观念。所谓“人的个性伸展”，就是有了“自己”、有了“人”的观念，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他说：“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而中国人的个性没有伸展，“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那里还有什么自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与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民间的女儿，皇帝随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现。在家庭里，儿女成为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妻子成为丈夫所属有的东西，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其结果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所以，要转变这种状况，就要努力使人的个性得到伸展。梁漱溟又进一步指出，在注意人的个性伸展的同时，还要看到人的社会性的发达。人的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变动，从组织的分子上看便是个性伸展，从分子的组织上看便是社会性发达，二者不可分离。“谓个性伸展即指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而所谓社会性发达亦即指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就是说，“所谓组织不是并合为一，是要虽合而不失掉自己的个性，也非是许多个合拢来，是要虽个性不失而协调若一”。梁漱溟的“个性伸展”论实际上仍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企图调整与改变中国旧式的人格特质，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人之个性的不满。但其所使用的方法，仍是一种传统的中庸观念，企图调合个性与社会的矛盾冲突。

(4)道德直觉论 梁漱溟非常推崇直觉。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直觉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道德意识的意义，其规定性是多方面的。他认为，直觉是人生来就有的，不学而会的一种最高伦理原理。儒家是靠直觉生活的。直觉就是“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就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具体说来，就是人“求对求善的本能”。他说：“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在他看来，直觉又是人类生活、行为的潜在规定性。他说：“我们的行为动作，实际上都是直觉支配的”，“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须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应通是对的，要于外求对，是没有的。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梁漱溟把人类生活分成三种，即“直觉运用理智”；“理智运用直觉”；“理智运用现量”。(现量，佛教因明用语，指尚未加入概念的思维分别活动，即感觉。)在他看来，“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其中，“凭直觉的生活是极高明的一种生活，要理智大发达之后才能行的”。梁漱溟的“直觉论”实际上是受到佛教禅宗与心学的影响而主张当下觉悟的一种理论，具有主观唯心论色彩。

(5)天才论 梁漱溟把“意欲”作为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决定因素，然而，他所说的“意欲”，并不是普通人所具有的，而是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说：“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中国的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以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人才。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梁氏特别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孔子的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文化比西洋文化进步，是由于“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后来，中国文化赶不上西洋文化，也是团为“中国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太聪明……后来的天才不能出其上，就不能另外有所发明。”在梁氏看来，中国劳动人民智力低下，好静不好动，缺乏技术，不谋发展，所以，需要天才人物去进行教化。他自己也多次举办各类学校，进行乡村建设，试图以此去开化农民，谋中国发展之路。

(6)“生命流畅则乐”的人生观 梁漱溟14岁开始思索人生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始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早年受其父亲的影响，“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他认为，人生就是要去苦就乐，趋利避害，所以，“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的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这种思想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相近。他进一步思索利害得失的内涵，其结果是，利害得失，实质一样，最根本的内容，应归结为苦与乐。何为苦，何为乐?“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欲望出自主观，其遂或不遂则视客观条件。所以，苦乐不能片面地从主观或从客观所得而言，苦乐问题，应联系客观外境，着重从主观方面来看。在人的一生中，欲望得到满足是暂时的，而不能得到满足是常态。何况，人生有些欲望，如要长生不要老死，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所以，“人生基本上是苦的”。由此梁漱溟走入佛家的路，采取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态度。后来梁氏接触儒家经典，发现《论语》以“子曰不亦乐乎”开头，全书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儒家承认人和其它动物一样，都有欲望。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以“心”卓越于身，且能为身之主宰。所以，他又主张人的苦乐，不应视其欲望的满足与否，而应视其生命之流畅与否。“生命流畅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至此，梁漱溟自认为人生观问题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并走向推崇与弘扬儒家文化的道路。

(7)人类生活方式的“三本位”说 梁漱溟对人类生活方式的说明。梁漱溟认为，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意欲”所向不同，导致中国人和西洋人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采取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偏重于家族生活，西洋人偏重于集团生活。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产生了“伦理本位主义”，从西洋人的集团生活中产生了“个人本位义”和“社会本位主义”。所谓“个人本位主义”指的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道德；所谓“社会本位主义”则包括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和以集权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主义道德。在梁漱溟看来，西洋人由于受基督教影响，很早就走上了集团生活的道路。因此，团体与个人的关系就成了西洋人社会生活中的唯一问题。由于西洋中古社会“集团性太强，对于个人压制干涉过甚”，以至产生逆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成为近代文化之主潮，并由此形成西方近代的“个人本位社会”。后来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流弊日益显露，社会蒙受严重危害，于是与个人本位相反的社会本位思想又勃然兴起。所谓“伦理本位主义”是指中国以伦理关系和宗法制度为支柱的社会生活方式。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最早看出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于是，“他一面特为提取出来，时时点醒路人——此即孝弟、慈爱、友恭等。一面即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结构”。从此，中国便走上“伦理本位社会”。其特点是，“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家庭关系，乃是天然基本关系。家庭关系和谐融洽，人生便美满幸福，否则，便是人生的最大不幸。在梁漱溟看来，只有这种出于家庭生活而又高于家庭生活的“伦理本位主义”最合乎人情，因而是最合理最美满的生活方式。很显然，梁漱溟用伦理关系掩盖封建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由此认定中国是非阶级社会，以便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8)即人生而求人心 梁漱溟在晚年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提出的人生离不开人心，人心离不开人生的人生人心合一论。他认为：“讲到人，离不开人心。”人是人心的物质基础，是根本必要的预备条件。人指形体机能，能够为观察比较之所及或科学检验之所见；人心虽然离不开形体机能，但是不可能在事先就得到并进行检验，只可在事后观察其各种表象；人属于生理解剖之事，人心是人生全部活动的考察；人心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贯穿于人生全部活动过程；人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他说：“说人，必于心见之；说心，必于人见之。人与心，心与人，总若离开不得。”又说：“心非一物也，固不可以形求。所谓人心，离开人的语嘿动静一切生活则无以见之矣。是故讲到人心必于人生求之。”梁漱溟又指出，求人生必须正确认识人类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一般人认为“群体不外乎个体集合以成，其实个体乃从社会(种族)而来，社会为本，个体则其支属。人类生命宁重在社会生活之一面，此不可不知。即人生以求人心，若只留意在个体生活上而忽于其社会生活间，则失误。”所以，“人心、人生，非二者。”人是人生与人心合一的动物。这种观点强调了人的生理与心理，肉体与灵魂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