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69页（1693字）

西汉桓宽撰。此书是根据当时西汉政府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的记录编纂而成。恒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人。治《公羊春秋》，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汉书》无传，行事不详，只是在卷六十六的《传赞》中称其“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亦欲以究治礼，成一家之法”。这道明了《盐铁论》的主旨。盐铁之议起自汉昭帝始元年间，《汉书·车千秋传》：“始元六年(前81)，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所谓盐铁之议，就是讨论有关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的问题。与会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贤良文学，主张国家放弃官营，务本抑末，不与天下之民争利，以便于教化之兴。一派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主张加强官营，以便国家增加积累，安边境，制四夷。会议内容有对话和对策两部分，《盐铁论》乃是对原记录的“推衍”。由于桓宽明显站在贤良文学一边，故贤良文学之论遂成为该书之正题，并且也只有他们的议论才从正面接触到“人学”(本文所引原文，均为贤良文学的主张)。《盐铁论》认为，生物之中人最为贵，所以，天生万物以奉人之用；人主之爱人，亦以顺天，所谓“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也”。因此，它主张王者应为民父母，不畜聚财物，而是下藏于民，无论丰耗美恶，均应与民共之，因为，“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它进而主张，治乱之道不在于民，而在于风俗。认为，文王兴而民好善，幽王兴而民好暴，这不在于民性不同，而是风俗使然。为此，它强调法律应缘人性而制，不应故意设罪以陷人。治狱之本，在于人的动机，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对于普通人，国家的做法应是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显然，《盐铁论》所反映的重民思想是很强烈的。《盐铁论》共十二卷，六十篇，近刊有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和马非百的《盐铁论简注》等。

(1)论天人关系 《盐铁论》强调人法天，人法自然。它认为春夏万物生长，圣人象之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之而为法。它又坚持天人相副之说，认为在人而言有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在天而有春生、夏长、秋成、冬藏；而在人伦则有仁、德、义、礼。它也坚持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天灾之证，祯祥之应，犹施与之望报，各以其类及”。所以，好行善者，天助以福，这就是符端；好行恶者，天报以祸，这就是妖灾。就君臣而言，君尊臣卑，君阳臣阴。如果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以时，这也是灾异之应。它的结论是，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恒星好比公卿，行星犹如万民，恒星正则行星齐，恒星乱则行星坠矣。《盐铁论》的天人之论，几近转述前人之学，无甚创新。

(2)贱利重义 《盐铁论》的义利观是典型儒家观点。它认为治乱在于风俗，风俗则有赖于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关键却在于抑制末利而开导仁义，不示民以利。导民以德使民情谆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菲薄。故主张以礼义防民之欲。如果先利而后义，则会使人夺取不厌。如果不义而富，就不会有仁者可言。所以，《盐铁论》断言：“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君子义然后取，坚持不以利累己，反对违义而妄取。“君子求义，非苟富也”。《盐铁论》的义利观，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坚持以义主利，具有相对激进的倾向。

(3)事君不忠不孝之大 《盐铁论》重视道德教化，对孝也子以了充分的注意。它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孝之有三：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也就是说，孝的关键是以礼养亲，而不是以食养亲。比如，曾子、闵子对父母亲无卿相之养，却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却有不能事父母之累。因此，“富贵而无礼，不如贫贱之孝悌”。孝之至者，一方面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另一方面，闺门之内尽孝，闺门之外尽悌，朋友之道尽悌，最重要的是，事君尽忠。《盐铁论》的孝论，依然把孝的政治意义摆在首位，并把“孝”与“忠”联系起来，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宗法观念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