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70页（1700字）

【生卒】：前77—前5

【介绍】：

汉代着名经学家，思想家。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室宗亲。年十二由父刘德保任为辇郎。既冠，擢为谏议大夫。宣帝时以通达能属辞文而面对诏命。帝兴神仙方术，刘向据书言可得炼黄金，费多而不验，以此下死罪，后得免。恰《谷梁春秋》立官学，征刘氏受之，讲论“五经”于石渠阁，复拜为郎中、给事中等。因与外戚矛盾，被系狱，免为庶人。刘氏亦多次上书辩白。成帝即位，复进用，拜为中郎，又迁光禄大夫。是时外戚王凤等专国，刘氏身为宗室遗老，以为外家日盛必危刘家，力谏帝黜王氏，帝力弱，终不能。帝亦颇信刘氏，然亦无力重用。刘氏列居大夫之位前后凡三十余年，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以助观览。帝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刘氏着述甚多。除上疏外，尚有《疾谗》等八篇，悼己及同类每受佞臣之陷。又撰《洪范五行传记》，集合上古以来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凡十一篇。又集辑《列女传》凡八篇。然最代表刘向之思想的，乃其所辑录之《说苑》，因其新序之，故又称《新苑》。刘氏一生热衷政治，故所着所编，皆为政鉴，而《说苑》之旨，亦在佐人君之政，堪称一部政治教科书。刘氏“为人简易无威仪，廉清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刘氏的思想颇受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在人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并认为人性本来都想善修其德，然一旦受到私利的败害，就无法成就。在人的道德行为方面，他强调人之道莫大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强调做人应父子相互为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修养。刘向所序之《说苑》现存共二十卷，近人何宗鲁《说苑校证》较为完备。

(1)和气致祥，乖气致异 刘向的天人关系论讲的是灾异报应之说。他的感应说的基础亦是人法天地。他认为，天有日食，地有地震，所以，圣贤若不得行其道，就会灾异并作。灾异的出现，是天对人之过错的警告，对于国君则是对其失政的告诫。刘氏以史实为据，以为楚庄王见天不出妖地不出孽则忧，认为是上天忘记了对他的关切；而秦二世在位时，天虽有变动于上而不察，以至身亡国灭。所以他认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然而，他又认为，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天道是可以认识的。妖孽不能战胜善政。人如果见灾异而警觉，祸反可为福。刘向也认为天道有赏善罚恶的道德作用，即“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认为天地无亲，常与善人，把天作为最后的道德依据。

(2)存亡祸福皆在己 刘向认为，人间的祸福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忧虑生于疏忽得意，祸害每起于细微之处。嗜欲是逐祸之马，取虐于人是趋祸之路。他又认为，祸患生于多福，所谓“福者，祸之门也”。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他认为，人的福祉的产生在于讲求道德，言行慎约。另一方面，人一旦有忧患，如能“恐惧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富贵无常，唯德是存。刘向又认为，祥者为福之先兆，殃者为祸之先兆。但祥灾本身并不能决定福祸，而只是福祸之致的先兆。因为，如果欠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见殃而为善则祸不致。反过来说，“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妖孽不败善政，一旦至治之极，祸反可为福。总之，为善者天报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以祸，福祸的根源，还在于人自己的行事。

(3)治国之道爱民而已 刘向具有明显的重民主义思想。他断言：“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在刘向看来，所谓爱民，就是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而勿夺，乐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他认为，天之生人并非为君而生，天之立君亦不是仅仅让他享有其位。真正的天意是反对君主行其私欲，要求君主负起君位的责任。圣人将天下之人看作是赤子，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养长育之，唯恐其不能健康成长。如果对人民有利，即是对国君有利。政治的目的是缓刑罚而趋民时，使人民富裕而长寿。刘向的重民思想也只是从君主为人民着想这一角度进行论述，并未触发人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