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83页（2368字）
【生卒】：155—220
【介绍】：
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无神论者。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早年曾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济南相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子曹丕代汉称帝，追尊为太祖武帝。善兵法，曾注《孙子》，行于世。又擅常文学。今存乐府诗20余首，气魄沉雄，慷慨悲壮。思想上，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主张“禁妖祥之言”，“除奸邪鬼神之事”。认为天地间当以人为贵，贵人是执政的准则。承认先天客观条件对人事的影响，但更重视人的能动作用，提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的命题。在用人方针上，推行“唯才是举”，主张“取士勿废偏短”，“举贤勿拘品行”，对汉魏之际人物品评有很大影响。
(1)天地间人为贵 曹操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孟子就以天时、地利、人和并称，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传·系辞》以天道、人道、地道为三才。曹操“天地间、人为贵”的思想，是先秦重视人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与两汉谶纬神学是直接对立的。曹操在《秋胡行》诗中讲道：“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曹操以人为贵，乃在于重视人的智慧和力量。有智慧便可以“因时制利”，“因敌变化，取胜若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曹操与袁绍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贵人的思想是其执政的理论基础。”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在这个基础上，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2)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曹操反命定论的观点。盈缩意为有余与不足，常引伸为伸屈、长短、进退、寿夭等意。曹操认为，人事的盈缩，既有一定的先天条件，也离不开后天人的能动性。如就人的生命讲，不可能有长生不死，“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这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但并不是说人的寿夭就完全被客观所决定，“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只要保养得当，即可益寿延年。就军事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很多，其中既有客观的条件，如天时、地利等，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人和。曹操认为，如果能“因敌变化”，则“取胜如神”。所以他说：“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如果完全依赖外在条件，忽视人的能动性，便会造成不利和失败。“汤武之王，岂同上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曹操“盈缩之期，不但在天”的思想，既重视了先天条件，又强调人的能动性，较好地解决了尊重客观性和发挥能动性的矛盾问题。
(3)性不信天命之事 曹操的无神论命题。两汉之际，谶纬迷信盛行，“天人感应”的天命观是官方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明确声称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主张“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与谶纬迷信作斗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曹操)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孙子·用间篇》讲：“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对此曹操注曰：“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也，不可以事数度也。因人也”。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的思想对其政治和军事活动有很大影响：在军事上“因时制利”，在政治上“唯才是举”，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魄力。
(4)唯才是举 曹操人才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汉代，品评人物，选拔官吏主要以德行为标准。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所谓“察举”、“征辟”逐渐被少数人所垄断，并被利用以扩展各自的势力。因而，到东汉后期便普遍出现了“以族举德”，“以位名贤”的弊端，造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为鸡”的腐败现象。为此，徐干曾指出：“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已治私，求势逐利而已。”针对这种以虚伪的、沽名钓誉的仁孝德行为标准的选举方法，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认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张对于有才的人，即使有所偏短，亦不可因此而废置不用。曹操还主张要打破远近、亲疏、贫富的界限，不拘一格选拔良才。甚至对于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亦要不计前嫌，充分发挥其才能。曹操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事例，说明在天下未定之时，选拔任用有才之人的必要性。如：陈平负“盗嫂受金”的污名，韩信有“胯下之辱”，“见笑之耻”，然“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伊挚、傅说皆出于贱人，而伊挚辅助商汤灭夏建殷，傅说为商王武丁用以为相。吴起“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可谓不仁不孝，“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管仲，桓公之贼也”，而齐桓公“用之以兴”。曹操认为，诸如这样的有才之人，皆可得而用之。只有把各种人才都充分利用起来，才能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由于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所以在他周围集聚了较多的人才。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在豪强竞雄的时代，曹操这种用人方针对于其扩大势力，最终取得统治权，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曹操的这个主张，对汉魏之际人物品评、人才的流动以至人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