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36页（4630字）
【生卒】：1032—1085
【介绍】：
北宋哲学家，理学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之为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程颢数岁诵诗书，强记过人，十岁能为诗。年十五、六岁，跟周敦颐学习，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子百家，出入于老释。程颢少年时主要是随父在各任所就读儒家经典，其中受周敦颐影响较大。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第。次年调京兆府鄠县主薄。在鄠县为官三年，甚为忙碌，无论是断案还是治役皆有名声，嘉祐六年调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次年摄县事。英宗治平元年(1064)罢官，至磁州探望父母。翌年调泽州晋城令，治平四年(1067)改任着作佐郎。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议行新法，程颢参与其事为农田水利使。同年因吕公着举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此时他转而反对“荆公新学”，因而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此期间，他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着、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在洛阳期间，他与其弟程颐一同讲学授徒，为“洛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神宗元丰元年(1078)程颢奉命知扶沟县。元丰六年得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在师承上受周敦颐的影响，在洛阳时与邵雍、张载等也有往来，并多有论学。由于他与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也就被称为“洛学”，是当时与张载为代表的“关学”齐名的学派。程颢的着作不像程颐那样多，主要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文集》及《河南程氏粹言》。其中有些语录已经分不清是程颢的还是程颐的。他的着作与程颐的着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了点校本《二程集》。程颢的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程颢提出了“天者理也”的命题。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在程颢看来，一切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与天理为一，因而他将本来是伦理学“仁”的概念抬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在具体的修养方法上，程颢主张“定性”，也就是“定心”，这是他求得理想人格的方法。他认为人具有良知良能，可以凭直觉体会天理，程颢的人学思想十分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但总体上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世界观上的。由程颢与程颐所开创的学派，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人学思想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并给朱熹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陆九渊、王守仁以及王夫之以不同的影响。
(1)人与天地一物 程颢认为，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出天地万物，人只是得天地中的正气而已。因此他说：“人与天地一物也。”程颢的基本观是天人合人。他所说的天人合一，是为他的“理”(天理)服务的。他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人与自然之所以为一体，便是人与自然都体现了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天理”、“天道”。因此，对于人来说，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或“圣人”。他说：“气化之在人与在天，一也，圣人于其间，有功用而已。”很显然，圣人只是最早认识到这种天人一体的人而已。程颢为了说明认识本心就是认识天理的思想，将天道认作人道。说：“天人无二，不必以合言；性无内外，不可以分语。”并进而认为“理与心一。”所谓“理与心一”就是认为天理只在人心。程颢还进一步认为，自己的心本来没有内外之人。人心要像天地一样，普照万物；像圣人一样，情顺万物，与物无对，忘其内外，就自然不存在为外物所动的问题。他明确说：“圣人即天地也”。因此，程颢所说的天人合一，完全是为其理学思想服务并构成人学思想出发点的一个基本思想。
(2)只心便是天 程颢唯心主义理学思想的典型表述。程颢的人学思想也是以夸大人的主体性为特色的。他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在程颢看来，心外无物，不需外求之于物，只要体验自己的内心，便可以穷理尽性，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因为“心则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所主为心，实一道也。”所以“天下无性外之物。”可见“只心便是天”是程颢关于人性思想的表述。他将“心”与“性”等同起来，而不是如张载那样“心统性情”。因此，将人性上升为精神本体，与“天”、“天理”、“天道”、“天命”为一。这样一来，心便成了整个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并将性善的问题，纳入了“心”的问题，从而使得他的人性论具有精细的理论色彩。程颢的这个思想无疑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并且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是，唯心主义在夸大人的精神作用的同时，也将人的精神作用的微妙性给揭发出来了，这无疑是中国人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方面。
(3)存天理灭人欲 程颢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势不两立之物，因此他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他说：“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程颢这里显然是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话进行了改造。其内涵主要为：一是如何取“仁”，方法就是“私心去”，去了私心也就是去了“人欲”。二是说“礼”本身便是无“私心”的，因此就是“天理”，而“复礼”就是“复天理。”这么一来，“克己”就是去“人欲”，“复礼”就是复“天理”。所以程颢特别强调：“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要存天理，不需外求，因为“人心莫不有知”，只要克服人欲，求之于心即可。纵观程颢的思想，他主张人人都去私欲，最终复天理。这种将人的合理性要求都加以否定的观点，无疑是具有禁欲主义苦行僧色彩的说教，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4)论天命之性 程颢采取了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法，认为“性”有“天命之性”与“生之谓性”的区别，两者的来源、标准以及能否改变等，都不一样。“天地之性”在张载那里是至善至美的。而程颢则认为“天命之性”也是有善有恶的。他说：“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或过或不及。”又说：“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可以看出，程颢在此点上不仅与张载不同，而且也与程颐不同。他认为善恶全是“天理”，而“天理”本是善的，但在其运化过程中有过有不及，因此也就产生了“恶”。程颢的“性善”是指本质上的，而“恶”只是运化过程中的“过”或“不及”，因此是非本质的。这种“性善”论来自孟子，但与孟子的“性善”思想有所不同。程颢更强调性善的本质以及性的可以改造性，因此更适合宋代地主阶级的要求。
(5)人生气禀理有善恶 程颢在完善发展孟子的“性善”说的同时，还改造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思想，并与孟子的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气质之性”的问题。他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程颢所说的“气质之性”不是由“理”而来的，而是“禀气”不同所生，因此也是有善有恶的。“禀气”之恶又是又不是“理”之“过”或“不及”，所以程颢说：“不是性中元有”的。这得之于“理”的“性”又是“天理”又不是“天理”了。程颢接着前面的话还说过：“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也就是说，程颢在“性”论中又融进了荀子的“性恶”论。他所说的“气质之性”是不同于“天命之性”并与之有联系的，因此是“善恶”相混的。从哲学本体上看，似可以说“天命之性”是“性”之本，而“气质之性”只是“天命之性”运化过程中的正与偏的不同形式而已。得正者，为理之中，是善；得偏者，为理之过与不及，是恶。这样“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就既不同而又统一了。
(6)论义利 程颢的义利观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义利观。他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义与义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非义即利，非利即义。人生在世，只要分别义与利就可以了。程颢的义利观从理论上说没有超出前人的地方，只是重复了董仲舒等人的老调而已。但是，他的义利观是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是他反对王安石青苗法、均输法的理论武器。他曾上疏说：“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万非朝廷之福。”在程颢看来，改革派所谓的“兴利除蔽”，即使有所成，也不过是侥幸得之，其于天理无所补宜，因为从“理”的角度看，义和利，非此即彼，不能调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以为“利”有损于“德”，讲“利”便不要道德，讲道德就不能言利，更不能汲汲追求。程颢以此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动机论或空谈仁义性命的理学教条主义。
(7)论王霸 在宋代，程颢是比较早的重新提出王霸之争的人。他回到孟子的出发点，认为王道比霸道好。他说：“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他所说的“王道”就是尧、舜治天下之道，就是如走在大道上一般平坦通畅。而他所说的“霸道”就像走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般，回环曲折。因此，程颢主张行王道。他还指责汉唐一些有作为的君王“非先王之学”，行“驳杂之政”，虽然其“幸致小康”，但不足为法统，不足为后世学。什么是程颢所希望的“王道”呢?那就是他希望宋神宗效法尧、舜的垂衣而治。他以反问的语气说：“自古以来，何尝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返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刚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先秦的王霸之辩，到汉代已经被总结为“王霸并用”，而程颢重新挑起的王霸之辩，实际上是在开历史倒车。
(8)论修养 程颢的修养论可以归纳为“识仁”二字。他将义、礼、智、信四者全部纳入“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如何才能达到“识仁”的境界呢?程颢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涵泳”。他说：“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可见识仁就要有一颗优游愉悦之心，而不能急迫求之。二是“认得为己”。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因为“仁”就在我们自己，所以只要认得自己，便是“识仁”。通过“涵泳”与“认得为己”的途径，便可达到区别“道心”与“人心”的境界。修养的目的是去“人心”而发挥“道心”。程颢为此而力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修养功夫。“敬”指内心的修养手段，“义”指外面的修养手段。“敬”就是“主一”、“无适”，就是要求抵御种种诱惑，使心集中于仁这个“一”。而“义”则为外在的规范，指专为发挥天命之性而设立的行为规范。程颢的修养论，虽然有内、外两方面，但主要是强调“敬”的功夫，因此对后世陆九渊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