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40页（3806字）

【生卒】：1037—1101

【介绍】：

北宋时期着名文学家，思想家，蜀学的奠基者与代表人物之一。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他是苏洵(1009—1066)的儿子，苏辙(1039—1112)的兄长。父子三人俱有文名，世称“三苏”。嘉祐年进士，复举制科。治平年间累官直史馆。熙宁中，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又以作诗“谤讪朝廷”，下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不久谪黄州团练副使。元祐初，高太后掌权，旧党纷纷执政，苏轼初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因与执政旧党的意见不合，被旧党程颐一派攻击，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元祐七年(1092)，苏轼被召回，为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哲宗亲政，出知定州。绍圣、元符间，先后被谪于惠州(今属广东)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元符三年(1100)赦归。次年，病死于常州，谥文忠。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思想家。苏轼一生着述甚丰，比较重要的有《苏氏易传》、《论语说》、《东坡书传》、《志林》(未完成)，以及《东坡集》、《后集》等。明代成化年间刊行《苏文忠公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苏轼诗集》以及稍后的《苏轼文集》。苏轼的人学思想是融合儒、道、释三家哲学而形成的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他对理学家们所谈的义利观、理欲观以及性、命、情、理等，都有所涉及。苏轼人学思想中最突出的地方是关于人生理想、人生态度的超越性的把握。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以感性的形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基本心态的宿影。

(1)道与物接而生善 “道”是苏轼思想中的伦理范畴。他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论述了“道”与“善”的问题。他说：“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这就是说，人与物的产生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与物产生之后，又与“道”接，从而产生“善”。“仁者见道而谓之仁，智者见道而谓之智。夫仁智，圣人之所谓善也。善者道之继，而指以为道则不可。”“善”是遵循“道”而产生的行为，故可称为仁、称为智，但不能说“善”就是“道”。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善的先天性，与儒家的性善论有重要差异。在苏轼看来，“道”是一个人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一切道德规范、准则的根源。人如果能达到“道”的境界，便是完人、圣人。那么这个境界是如何的呢?苏轼认为是不可言说的，所以圣人才借阴阳来作比喻。“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可见，苏轼认为“道”是不可言说，不可触摸与见形的，因而是“善者道之继，而指以为道则不可”的。就像水产生了“阴阳”，但水则不是阴阳一样，善产生于“道”，但“善”不是“道”。这样，苏轼就为“善”(仁智)找来了一个超越性的根据，从而将“善”的来源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2)物鬼变神 苏轼在谈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时，认为自然界的规律鬼神不能干预，人也不能干预。他说：“物，鬼也；变，神也。”显然，鬼、神在苏轼看来不外乎是事物发展的不同状态。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为“鬼”，处于运动变化状态为“神”。这种对鬼神的解释，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新意，这种解释的目的在于强调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不可能被人力所干预。但是，人虽不能改变自然界的“鬼”、“神”，却可以加以利用，造福人类。苏轼说：“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只要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能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做自然的主人。他进一步举例说：“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尽水之变而皆有以应之，精义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与之为一，不知其为水，入神者也。与水为一不知其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况操舟乎?此谓致用也。故善游者操舟也，其心闲，其体舒。是何故?则用利而身安也。事至于身安，则物莫吾测而德崇矣。”就是说，只要认识了水之所以浮沉的道理，就能在水中畅游自如，“尽水之变而皆有以应之”。如果在充分掌握水之所以浮沉的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与水为，不知水之为水的境界，那么不论是游泳还是行舟，都能做到“其心闲，其体舒”，“用利而身安”。显然，苏轼认为人的认识作用是可以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这样，人的幸福，就是基于人对客观性界的改造上，而不是寄希望于茫茫苍天或“天道”。

(3)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 苏轼对秦汉以来，尤其是孟子、荀子、扬雄的人性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提出“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消，有不可得而消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就是说，人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本质，这种特殊本质是人的天性，尧舜不能加，桀纣不能亡。它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君子通过后天的努力只能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但还有不能被消除的。善恶均有“不可得而消灭“，这也是“性”的一部分，对此是无法改变、无法增减的。苏轼实际上否定了善恶的先天性，而认为善恶只是“人性”的效能。他说：“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善恶只是可能产生的，而不是人性中必有的，可见善恶并非人性，只是人性的效能。所以，苏轼否定一切以善恶论人性的观点，说：“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古人论性，犹如告诉瞎子以不认识的东西。说来说去，只能说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并没有真正揭示出人性本质。如孟子、荀子、扬雄在人性论上都是“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所以都没有揭示出人性的本质。苏轼的批判显然是对的，但其将“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等人的自然属性、生理本能当作人性，显然也没有认识到人性的社会本质。

(4)义利常兼 在“义利”之辨这个问题上，苏轼不同于当时的理学家“义利”分离或对立的观点，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兼顾。他以《易传》“利者，义之和也”等以往的思想材料为依据，指出：“义非利，则惨洌而不和”，提出：“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以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也。”在苏轼看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义利常兼，即义利兼顾，义利统一。小人则义利相割裂，相对立，见利忘义或重义轻利。如果以苏轼的这一标准来衡量，那么，程颐这类理学家都算不上君子，因为他们是要义不要利的义利分离论者。既然义利必须兼顾，所以苏轼特别强调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认为这是决定统治阶级生死存亡的根本。他说：“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夫理财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尔，非取之也。”认为：“民之死生寄乎财”的思想，显然是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认为国家存亡取决于经济因素，显然也是合理的。在苏轼看来，民为天下之本，即财又为民之本。根据他的义利常兼的观点，苏轼特别强调功业与德业并重。

(5)达人自达酒何功 苏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通达的人生态度。苏轼的人生态度最典型、最鲜明的表现在他的诗歌中。在《薄薄酒》中，他写道：“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就是说，在苏轼看来，人生不外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要求。物质方面只是要求做到饱暖就行，而精神方面则要求乐观，从而养神长寿。从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出发，苏轼采用对比的手法写道：“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祖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就是说，与其上朝早起立于待漏院等待，不如不做官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与其死后珠襦玉柙、连以金镂葬于北邙山，不如像子夏衣若悬鹑、董京旧衣百结坐在那儿晒太阳。与其万世忘碌为了富贵与文章，像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还不如一醉眼朦胧，生死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付闲人。很显然，苏轼提倡的是一种既挚着又通达的道家人生哲学。他在《薄薄酒》之二中写道：“薄薄酒，饮两钟；粗粗布，着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从，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而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诗中透露出苏轼不满于现实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意绪，同时又对古代隐者隐身不隐心的人生态度不满。所以，将陶渊明(365—427)引为知己，因为陶渊明真正做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渲”的真正的隐心。苏轼在《薄薄酒》诗中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在当时即产生重要影响，黄庭坚(1045—1105)、杜孝锡、晁尧民等人都写有和诗，宣扬这种企图脱越世俗、摆脱功名利禄的人生哲学。苏轼所提倡的这种人生态度，将儒、道、释三家人生观融为一体，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