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07页（3148字）

【生卒】：1865—1898

【介绍】：

中国近代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政治家。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等。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时鄙视科举，爱好今文经学，喜读王夫之、魏源、龚自珍的文章。1894—1895年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思想上开始从传统旧学转向新学，广泛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上力主“尽变西法”以图强。1896年春到北京，结识梁启超，并通过梁启超了解到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理论，对康十分景仰，自称为康的“私淑弟子”。是年7月，南下任江苏候补知府。在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897年弃官到湖南，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一起创办时务学堂，后又创设南学会，主编《湘报》和《湘学新报》，积极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学说。1898年，光绪下诏变法，7月扶病入京，被召参与康有为主持的新政，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9月18日，曾夜访袁世凯，劝其助新政，举兵杀荣禄。9月21日，后党发动政变，与杨深秀、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一同被捕。他在《狱中题壁》中写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烈诗句。9月28日殉难于北京。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构成比较混乱，早期思想受张载、王夫之等人气一元论的影响，主张“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显示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后来，他学习并接受了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又深受佛学唯心主义的影响，便试图把科学与宗教熔为一炉，建立一种“仁学”宇宙观。这种“仁学”宇宙观贯穿到人学领域里，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他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并根据“仁”、“通”、“平等”的观点，对封建名教和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谭嗣同的文章均收入由蔡尚思、方行编的《谭嗣同全集》。

(1)“以太”构成人 “以太”是19世纪后期流行在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弥漫宇宙，无所不在，作为光的传播媒介的极细微的物质。谭嗣同从自然科学中借取了这个概念，并进行了加工改造，用来解释自然、社会乃至人的构成。他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篼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这是说“以太”作为万事万物的最后本源，构成宇宙间的一切，也构成人，进而构成人类社会。“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身之骨二百有奇，其筋肉、血脉、脏腑又若干有奇，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曰惟以太。由一身而有夫妇，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明友：由一身而有家、有国、有天下，而相维系不散去者，曰惟以太。身之分为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视，耳何以能闻，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尝，身何以能触?曰惟以太”。以太不仅构成人的物质躯体，而且构成人的精神作用。”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又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这样，就使“以太”具有肉灵二重意义，导致理论的混乱。但他以“以太”解释人，反映近代思想家，在对人的看法上，企图超越古代人学的限制，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并给以新的解释，给人以一种时代感。

(2)仁以通为第一义 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开宗明义说：“仁以通为第一义。”又说“莫仁于通，莫不仁于不通”。“通”是什么呢?“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通之义有四”，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他认为“通”乃是“三教”(孔、佛、耶)之公理，仁民之所为仁也。所谓“中外通”，是要求学习外国，其具体内容是通学、通政、通教、通商，其中亦包含有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所谓“上下通”，是指“损上益下，益反于损”，实际上是要求变法消除“君民相隔”，实行君主立宪。所谓“男女内外通”，就是反对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所谓“人我通”，就是“无人相，无我相”，其实是要求资产阶级的“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谭嗣同据此概括“仁——通——平等”这样一个公式，并把它作为宇宙间唯一无二的普遍规律。在谭嗣同看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一整套伦理纲常、名教制度，都是与“通”这个规律相违反的，因此必须废除并给以清算。“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命题，反映了近代进步知识分子打破封建专制各种束缚的企图。

(3)言性善斯情亦善 谭嗣同从“以太”本体论出发，认定人性也是由“以太”派生的。“谓以太即性，可也”。“性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相爱之能力，故曰性善也”。又说：“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谭嗣同又进一步认为，不仅性善而且情亦善，不仅天理为善而且人欲亦善。他说：“性善何以情有恶?曰：情岂有恶哉?从而为之名耳。……言性善，斯情亦善，又何莫非善?”他论证说：“妄喜妄怒，谓之不善，然七情不能无喜怒，特不当其可耳，非喜怒恶也。忽寒忽暑，谓之不善，然四时不能无寒暑，特不顺其序耳，非寒暑恶也。皆既有条理，而不循条理之谓也。故曰天地间仁而已矣，无所谓恶也。恶者，即其不循善之条理而名之。用善者之过也，而岂善外别有所谓恶哉?”他举例说：“所谓恶，至于淫杀而止矣。淫固恶，而仅行于夫妇，淫亦善也。杀固恶，而仅行杀杀人者，杀亦善也”。这就是说，就人性本身来说是无所谓善恶。所谓“恶”实际上是违背人性的行为。谭嗣同据此对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抨击。他指出：“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夫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谭嗣同充分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使其人性论带有显明的自然主义色彩。

(4)非君择民而民择君 谭嗣同认为中国的三纲五常，是束缚人的罗网。在三纲之中为害最烈的就是“君臣一伦”。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历代专制皇帝都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谭嗣同论述了君主的起源和君、民关系。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有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观夫乡社赛会，必择举一长，使治会事，用人理财之权咸隶焉。长不足以长则易之，虽愚夫愿农，犹知其然矣；何独于君而不然?”这就是说君是末，民是本，君主不过是大家选出来为民办事的，臣不过是协助君主为民办事的。君臣倘若不能为民办事，民可以共废之。很显然，这样来阐述君主的起源是错误的，但是，这种理论直接反对了君权神授，反对了君主的特权，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进步的理论。谭嗣同根据这个理论，直接否认了清朝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清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屠杀广大人民，一方面积极卖国，已经失去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必须用革命手段加以推翻。即“彼君之不义，人人得而戳之”，“铲除内外衮衮诸公而法可变”“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希望”。谭嗣同的君民关系论及其对清政府的批判，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改良派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激进人士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的总体认识，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