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616页（8843字）

(1)人学思想及特征 周恩来(1898．3．5——1976．1．8)，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成为天津学生界“五·四”运动领导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1924年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7月任政治局临时常委，8月1日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1931年12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西安事变后，他任中共全权代表同蒋介石谈判。抗战时，他代表中共长期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他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率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内战爆发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统区的革命运动。建国后，他一直担任政府总理，曾兼外长，并任政协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文革”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保护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年，患癌症后，仍坚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由于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深受人民爱戴，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论及人和人生问题的着作主要有：《我的修养要则》(1943)、《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1943)、《论统一战线》(1945)、《“四·八”烈士永垂不朽》(1946)、《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1946)、《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1946)、《学习毛泽东》(1949)、《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950)、《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1962)、《学习雷锋》(1963)、《过好五关》(1963)等。周恩来的人学思想，主要有：第一，关于人性理论。他既坚持在阶级社会中有阶级性，又承认共同人性的存在。并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掌握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的共同点，以此为根据去进行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他根据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属性、阶级本质和社会历史作用。他正确地分析了革命者的人性，认为革命者也要有丰富的情感的，是“革命的人情”。他强调人的人格尊严、人的价值，提出了“首先尊重自己，同时互相尊重”的观点。第二，关于人的改造理论。他认为人无完人，且人会变化，而变化是双向，既可变好，亦可变坏，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通过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可以转变立场，转变思想。而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如果放松对自己的思想修养、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就不可能过好“五关”，就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甚至腐化堕落。因此，他强调人的改造的普遍必要性。他还提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的重要原则，指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成功的改造社会，改造他人，改造世界。揭示了改造自己与改造别人、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三，关于无产阶级人生观。他对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阐发是很丰富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他在1963年所提炼的“雷锋精神”，即“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可以说是他对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集中概括。他历来把立场问题作为衡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标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对人民的满腔热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憎爱分明正是无产阶级立场意识的实质。他历来把表里如一，实事求是，视为无产阶级的人生态度，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求真务实的实践风格。他历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做人民的勤务员、公仆、人民的牛，克己奉公，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目的，反对个人主义的生活目的，强调当个人与集体发生矛盾时只能毫不犹豫地舍弃个人，服从集体。他曾提出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八条原则，即“先集体，后个体；先国家，后个人；先求己，后求人；先责己，后责人；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我为全民，全民为我；我为世界，世界为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先公后私，当党和人民需要时必须做到“公而忘私”，同时公而忘私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他历来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有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无论征途多么危险，都应该充满革命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应该始终“有朝气，有干劲”。为了人民利益，即使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人民鞠躬尽瘁，奋不顾身这正是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闪光之处。周恩来一生中不但多方面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宝库，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践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模范地遵守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2)道德的四种境界 周恩来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道德境界时指出，应当区别四种情况：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境界；二是公私两利的境界，三是先公后私的境界，四是公而忘私的境界。他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我们的大敌”，必须不断地克服它，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一个人一点不想个人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要求一点不想也是不现实的。”“雷锋公而忘私，也并不是没有个人的想法，而是为公多，就把自己的事情忘记了。这是值得表扬，值得称道，值得学习的。”对多数来说，“能先公后私，就很好了。”如果对上述四种道德境界进行善恶判断，只有第一种才是恶的，第二种境界不是一种稳定的境界，在公私发生矛盾时，如能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便是善的；如果相反，便是恶的。第三，四种境界都是善的。

(3)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周恩来在1962年的《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提出的一个命题。周恩来把无产阶级自身的改造，看作是改造其他阶级的先决条件，对那种以改造者自居，只改造别人，不改造自己的人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因为“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一句话，“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无产阶级不仅必须而且也能够进行自觉的自我改造，这是无产阶级比其他一切阶级先进的表现之一。只有象无产阶级那样能够进行自我改造的人，才有资格，也才能有效改造社会，改造非无产阶级，因此，“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才是共产党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4)首先尊重自己，同时互相尊重 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讲话》(1952．11．14)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也是周恩来一贯思想的概括，说的是个人尊严与他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与他人的价值的关系。所谓尊重自己讲的是人的自尊问题。他认为承认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价值，并不需要把“自己”从“人”中清除出去或者全然遗忘；而是使自己成为人中的人，看得象人那样重。这就是自尊。自尊不是自高，不是高人一等，而是融在人中，是“群象”中的典型，自尊不是靠掩饰错误去猎取，不是靠自吹自擂去建立，它与虚荣分道扬镳。“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周恩来认为自尊和尊重别人是统一的，尊重别人，不是向别人叩首礼拜，不是屈从权势，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做别人的奴才，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而是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相互肯定对方的价值，并对别人的美德和长处加以吸收和融合。周恩来认为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自主意识，遇事能经过自己的思考，有主见。他说：“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有主见，能独立思考，自主，是人能够自尊，并实现尊重自己和尊敬他人的统一的基础，而要坚持自尊必须学会自卫，“一个人不能自卫，便不能做人。”自卫是维护自主的手段，为自主开辟道路。总之，失去自主和自尊的人，只剩下人的躯壳，因此，就不可能被人尊重。但是任何一个人要想受人尊敬，不能唯我独尊，特别是党的干部更不能自视高人一等，视群众为阿斗、群盲，必须要尊重他人，尊重群众。他说：“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他把尊重人作为无产阶级区别于剥削阶级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最终目的的革命，这就决定了关心人，尊重人，把人看作是最大的价值，是共产党所坚持的思想特征之一。周恩来常说，尊重人首先必须信任人，没有信任为具体内容的尊重，会落于虚伪的捧场，信任得体贴入微，则是对人的关心，通过关心，才可把尊重和信任递送到对方的心田，而为别人，提供创造劳动的条件，使人的价值得到物质和精神的肯定，这是对人的根本关心，总之，在他看来，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做到的，也是受人尊敬的必要条件。因此，人们应该“首先尊重自己，同时互相尊重”。

(5)过好“五关” 周恩来在1963年对领导干部自我改造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所谓这“五关”就是指领导干部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过思想关，即通常说的思想改造，是关系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随之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思想改造靠自觉，“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过政治关。说的是政治思想立场问题。即站稳党的立场问题，“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犯“左”的或右的错误都是背离党的立场，没有过好政治关。过社会关，这是从改造社会的任务提出的问题。中国社会是复杂的。它的特点“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所以，过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他还反复指出过社会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过亲属关，从家庭环境中认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遇到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也是领导者不可回避的“关”，对亲属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指出，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过生活关，问题的实质在于反对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他指出，“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所有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质和高尚的情操。

(6)革命者是有人情的 “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这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他说，共产党人是有感情的，但感情是要受理智支配的，临危的时候似乎只能说“共产党万岁”，否则就是动摇，这种说法是奇怪的。说英雄不能哭，也是新的教条。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善良的阶级，他以消灭社会的丑恶为己任，并为全面铲除产生丑恶的根源而忧和乐。拥抱社会的美，俯首甘为；痛斥社会的丑，模眉冷对。因此，他的感情是最真挚和厚实的。每个人都有对父母的、对信仰的、对理想的、对知友和爱情的几根精神支柱。无产阶级首先是人，他也有悲欢离合的感情。不仅如此，宽广的舞台、光荣的使命、征途的风霜、集体的生活，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艳丽多姿的现实内容，无产阶级的感情是最丰富的，即使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充满革命感情，开展批评，指出缺点，。这叫治病救人”，但只有以深厚的情谊作基础，才能使批评不走偏方向。只有用春风去启开同志的心扉，以情施治，精心调理，才能够治愈带病的心灵，又不留下伤痕。受惠者不忘恩，做人总是该讲恩德的，共产党人是以真诚为伟大的，在胜利后，共产党人是决不会忘记为革命作出贡献，对党有过帮助的人们。情分真假，有情而不徇私是真情，情中渗私是假情。周恩来反对以“利己”为核心的假情，提倡以“利他”为原则的真情。总之，周恩来认为那种视革命者为“六亲不认”，是毫无感情的“冷血动物”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革命者是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

(7)天涯处处有芳草 这是周恩来用形象的语言表述共同人性的一个命题。他对共同的人性有过如下论述：第一，当困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在绝续之时，不同阶级的人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能够在团结御侮的基础上，相互谅解，而共赴国难：第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外，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第三，“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以在封建社会里，也有些积极的事情；第四，教育也有超出阶级的共同作用。“我从封建家庭出来，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对，它对我也有启发”，可见共同人性是存在的。周恩来认为，正因为有共同人性存在，所以才会有继承人类优秀文化的可能，才有各阶级间团结共事、通力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阶级联盟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形成，其中就具有以人的共性为思想基础，周恩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革命队伍包括着“从不反对革命的到彻底革命的人”。人有共同性，并不是说人都是共同的、一样的人。而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求同存异，是说异中有同，不是求同而非异，或同中无异。周恩来说：“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的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因此，当他们讲“同”时，否认独立自主，把“同”理解为同化于地主资产阶级之中；讲“异”时，否认联合，把“异”理解为拒别人于门外。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又说，“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这种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同情和支持，由于他唤起了人的共同感情，求同存异，不仅扭转了会场的气氛，而且产生了国际统战线的政治方针。可见，“天涯处处有芳草”。

(8)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周恩来1962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时提出的一个观点。周恩来认为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认为这几年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领导应负主要责任，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即使讲过了火的话也要听。唐朝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当能听真话了。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这是使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在他看来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是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品德、态度和作风。

(9)《学习毛泽东》 周恩来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指出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并据此制订出具体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始终坚持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原则，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如何学习与看待人民领袖的问题。指出毛泽东有一个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他是从封建迷信思想中觉悟出来的，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社会密切相关的”，坚决反对“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的封建迷信思想。他号召广大青年在学习毛泽东的同时，还要努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各门知识，和各种专门科学技术、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的成长道路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正确评价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驳斥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和把领袖神化的封建迷信思想。

(10)《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14日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报告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的宝贝”。他正确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认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加上新培养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报告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但同时也存在麻痹迁就倾向。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发挥对于国家的有益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积极地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党应关心和帮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报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指出，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中国科学文化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还分析和批评了当时存在的歧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绪，以及麻痹迁就的倾向，正确阐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

(11)《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当时的“左”倾错误，残酷迫害党内高级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与合法的政治权利，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与斗争。从1966年8月至1974年9月间为保护干部写了十三份文电，在这些文电中，周恩来提出应予保护的党内外人士的重要名单，并明确了保护干部的若干政策，强调对于民主党派人士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不允许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而要求予以充分尊重；对着名知识分子、科研人员，要严格保护其人身安全，尊重其工作的权利；不允许改变被批斗者的工资，不许抄家与随意逮捕；坚决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要保证被关押者就医与控诉的权利；对于冤假错案，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认真澄清；帮助有条件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批文电对保护党内重要人士，抵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内外干部的迫害起了重要作用，也充分体现周恩来的革命人道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