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币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261页（1859字）

清许楣作。许楣(1797－1870)，字金门，号辛木，浙江海宁人。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曾任户部贵州司主事，后因病退职回家，从事讲学和着述。1846年，为反驳王瑬的《钱币刍言》一书的货币观点，刊行了《钞币论》。该书是许楣的主要着作，此外，还着有《真意斋诗集》、《真意斋文集》、《真意斋随笔》。他的胞兄许梿(1787－1862)，字叔夏，号珊林，与许楣是同科进士，为《钞币论》写了叙文，并在许多重要之处加写了按语。

许楣的《钞币论》针对王瑬的论点逐一进行反驳。书中分叙文、通论八篇、钞利条论十八篇、造钞条论七篇、行钞条论十八篇、禁铜条论二篇、铸大钱条论一篇、杂论五篇。最后有许楣的好友陈其泰为该书写的跋一篇。

《钞币论》批判王瑬货币说的出发点，是肯定货币的商品性，即货币本身必须是具有价值的商品。坚持“纸虚银实”，反对王瑬根本否定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抹杀金属货币与纸币有区别的观点。

《钞币论》论证不管白银是以银锭、还是以铸币、器皿形式出现，作为货币，它只是一定量的白银。金、银、铜等均能作货币，也不在于它们的形式或其它，就在于它们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不仅如此，许楣还论证货币和其他商品交换，必须是等价进行的。他以银与纸的交换为例：“夫自用银以来，虽三尺童子，莫不知银之为贵矣。然使操一星之银以适市，吾将以是尽易肆中千万之纸，则人必哗然笑之。”(《通论一》)原因就在于，银与纸虽然贵贱相差很大，但“一星之银”与“千万之纸”之间，是不等价的，故两者交易将引起人们的“哗然”。然而，不同商品贵贱差别或商品内在价值的大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许楣与许梿的认识是不同的。许楣认为：“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钞利条论一》)许梿的认识较为深刻，他指出：“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散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非人之所能颠倒矣。”(《钞币论》页25，许梿按语)虽然，许梿不能回答货币内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但明确指出货币内在价值是“自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钞币论》从肯定货币的商品性出发，只主张发行可兑现的纸币，反对不兑现的纸币。用许氏兄弟的说法，即赞同“以纸取钱”，反对“以纸代钱”。这成为《钞币论》与《钱币刍言》争论的焦点。许氏兄弟指出：“以纸取钱，而至于负民之钱”，(《通论一》)只是“纳钱于此，取钱于彼”；(《通论二)而“以纸代钱，而至于尽易天下百姓之财。”(《通论一》)为什么“以纸代钱”不可行呢?许氏兄弟认为“夫天生五金，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谓纸可以代钱乎?”(《造钞条论一》)这就是说，纸虚银实，纸贱银贵，两者不能取代。如果实行王瑬“废银行钞”、“以纸代钱”的方案，就是“欲以其所甚贱，易其所甚贵。”(《通论一》)

《钞币论》驳斥了王瑬鼓吹的货币名目论观点。许氏兄弟指出：国家权力尽管能规定纸币的票面价值，而决不能规定纸币实际代表的价值。许梿说：“今商贾用银一两只是一两，用钱一千只是一千，银钱互易，乃见低昂；钞文一贯亦只一贯，然能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钞币论》页17，许梿按语)

许氏兄弟在《钞币论》中，批驳王瑬货币观点的同时，还提出一些颇有见解的货币观点。许楣指出：“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唯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通论六》)这里，明确反映了许氏兄弟认识到充当货币的材料，由贱金属到贵金属，是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许楣还区分了“钱贱银贵”和“银贵钱贱”的不同情况。前者是因为制钱发行太多而造成的银贵，可以“疏通钱法平之”；后者是因为银大量外流而引起的银贵，难于对付。这反映出许楣对鸦片输入造成“银荒”局面的不满和叹息。

许氏兄弟在《钞币论》一书中，从货币金属主义立场出发，批判王瑬的货币观点，揭露封建统治者滥发纸币搜刮民财的真面目，是有进步意义的。他们不了解货币的本质，否定纸币可以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理论上是错误的。《钞币论》在我国货币思想史上，是一部有进步价值的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