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121页（1475字）

20年代末和30年代展开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这次论战分为三派：一派是以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陶希圣为首，伙同周佛海等人，以《新生命》杂志为宣传阵地，当时称为“新生命派”。一派是当时的托陈取消派严灵峰等，以《动力》杂志为阵地，人称“动力派”。一派是以王学文、潘车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时称“新思潮派”。

论战从1929年到1935年，最后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唯物史观在中国理论战线上逐步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论战中，“新生命派”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着作中，提出了中国“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即“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中国一治一乱，莫不由这个阶级的内哄。”这就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性质，歪曲了中国历史及现实的阶级关系，反对民族民主革命。

“动力派”的观点，是从国际托派那里继承过来的。1930年前后，严灵峰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了中国整个社会向着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故“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另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次殖民地下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封建主义”等。

在论战中，李立三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王学文(署名王昂)发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潘东周写了《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写了《中国土地问题》等重要文章，论述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统治，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桎梏，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必须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担负不了这一社会任务，唯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

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又开展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主要争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奴隶制度的问题。1932年，李季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肯定中国经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又否定奴隶制社会在中国的存在。

王宜昌在1932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史短论》一文，肯定奴隶制度在中国的存在，但又认为春秋时代的奴隶制度所以能发展起来，是由于齐国有渤海这样的地理环境。1930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度阶段，肯定了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阶段，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进化阶段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存在的。

他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古典的”生产方式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吕振羽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法则，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本质的特殊，但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有机的统一。

经过论争，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有奴隶制阶段，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但对奴隶时代的上限与下限，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也未得出共同的结论。这个问题，至今还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