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220页（5734字）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与列宁主义相对峙而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它是西方革命失败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后，1918到1923年期间在德国等西方国家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却相继失败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共产国际所属一些西方国家的党内，出现了一股“左”的思潮，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员的内外政策。在政治实践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理论方面，它主张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流派，乃至生态学、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精神，去结合、发挥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是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

他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发挥了表现这个思潮的观点；同年，德国共产党左派发言人柯文施，也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发挥了这种观点。虽然柯文施在1930年出版的书中已经提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词，但只是在1955年，当着法国哲学家梅劳一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把这股思潮称作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才开始流行起来。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相对立的，因而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就被斥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主要在党外以及党的一些同路人中得到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后期)萨特。

60年代末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为顶峰的新左派运动，由于这些新左派大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就把它第一次推到历史的前台，使之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随着“五月风暴”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转入低潮。

目前，它作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紧密结合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社会运动而继续发展着。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开始出现时，在哲学上渊源于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能动性的人本主义思潮，它认为发扬人的能动性应该是革命的目的本身，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渊源于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卢森堡，特别渊源于她对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的政策的批评。

卢森堡认为，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实际上是无情的、极端的集中主义，结果，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为真正的集体的核心，其它一切组织不过是党中央的执行工具，而她则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依靠群众的运动，党的集中制不应该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机械的服从上面；她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事业，所以它必须处处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处在人民群众的直接影响之下并接受其监督，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最后只剩下官僚才是唯一的能动的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包含有两种趋向和多种流派。

第一阶段，从1923年到40年代中期，主要反映了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主张用黑格尔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

以卢卡奇；柯文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20世纪20年代中西欧许多国家的骚乱中崩溃，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发展出充分的阶级意识，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力量所可能具有的使命，而这是由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主张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

为此，它就要求把阶级意识的主观方面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认为这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二阶段，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在反映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方面，又出现了用弗洛伊德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用存在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思想路线之外，还出现了反映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流派，这就是用新实证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用结构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以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看来马克思在观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预测了两个并行并进的过程：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崩溃的过程，马克思以某种明确性预言了这个过程；另一个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对这个过程谈得较少。

由于在马克思思想中有这么一个空白，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这么一种社会心理学，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就假定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是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那同一个经济过程的自动反映。然而，当资本主义矛盾尖锐，马克思主义期待欧洲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动因而出现时，工人阶级却转向了沉默。所以，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不仅被外部的压迫者所统治和剥削，而且也被那些阻止他们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意识形式所统治和支配；或者说，意识形态被人们内在化或被溶化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去了，它远远落在经济现实的后面，为此，他们就转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用它去解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以萨特和梅劳一庞蒂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但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却把人排斥在外，使马克思主义停滞而变质成一种非人的人学。

为此，他们主张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要本质看成是人的自我创造实践，使个人实践成为辩证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使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源泉；在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客观方面的框架内，用存在主义去理解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

与上述这些反映人本主义思潮的流派相反，以德拉一沃尔佩和科末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的失败，是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不正确的理解，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修辞学去取代了科学政策的缘故。为此，它断然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有任何连续性，而主张把科学的辩证法规定为以“具体－抽象－具体”循环为标志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并声称打算提出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以便使它再次变成能够进行真正的阶级分析和预言的决定性认识工具。

在50－60年代人道主义广泛泛滥的时候崛起的，以法国哲学家阿文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按照结构主义哲学把主体归结为一种非人结构的从属性代理人的精神，断然否认个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否认思维主体在认识论中居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而把人溶化到客观化的、无个性的和无意识的结构中去，认为正是这些结构在决定着人的全部行为，它们是人的全部生存的结构，而主体则是消极被动的。

据此，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反经验主义。

由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反映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流派，和反映科学主义思潮的各流派，在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上，以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的关系等等问题上，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有人认为，应当墨守梅劳一庞蒂的定义，即只把反映人本主义思潮的一些流派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反之，另一些人则认为，自从梅劳一庞蒂1955年提出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发生了许多事情，不允许人们满足于他最初的定义，虽然反映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流派和反映科学主义思潮的各流派，在马克思是否受惠于德国唯心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在其它的方面，它们又共有着一些更加根本的特征，例如，它们都这样那样地反映唯物主义，所以，它们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堂兄弟”，即使不是亲兄弟的话，所以，应当把反映科学主义思潮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在目前的西方学术界中，这后一种见解为较多的人所接受。

第三阶段，从60年代末到现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除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还表现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新的社会思潮如后工业社会思潮，获得了新的意义的重要学科如语言学等等结合起来的趋向。

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有些原理、概念、范畴模糊不清引起极大争论，为此，他试图以当代逻辑、数学和模式研究为工具，用分析哲学去重新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以澄清曲解和混乱，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上去。柯亨提出要用“功能联系”，而不是“因果联系”去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生产力、经济基础的首要性。

但他又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植根在人性的永恒事实中，即植根于处在匮乏境遇中的理性的人，要竭力去攫取和使用满足其需要的手段，因而具有用发展生产力去改变其境遇的智慧中。这个流派的其它代表则提出“阶级－财富对应原理”，把每个经济个体在社会中的阶级归属解释成在最初财富占有不均等的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主张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劳动价值论去说明剥削现象，并认为当着某种剥削的消灭将损害整个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收入和福利状况时，它就是一种“社会必要剥削”，是社会发展过程必须为进步付出的一种代价。

以丁伯纳罗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解释，都代表着理论上的倒退，而很少容许马克思主义存活下去，它们的公分母是反唯物主义，为此，它主张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但在另一方面，丁伯纳罗又认为辩证法固有着唯心主义特征，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曾认识清楚，同时，他又主张使唯物主义带上享乐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特征，而抨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这些方面，他的观点，又接近于反映科学主义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以里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沿着使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和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批判一致起来的方向，去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理论，为此，它主张按照非集中化、非官僚化的方针去重新组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又设计一个打破由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所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

以高蕴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为了解决工人运动的危机和后工业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而发动的后工业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以扩展个人自主领域、限制政治经济必然领域为主要目标，它的中心命题应该是时间的解放、劳动的废除，并在未来建立一个把社会空间分为自主领域和受外界支配领域的双元社会。而后工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则是“后工业的新阶级”或“非工人的非阶级”。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哈贝马斯认为，在日常语言中天生有一种真理标准，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发挥作用。他把一个理想的言语情境假设成为一个新的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根据，并据此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哈贝马斯竭力使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开创的“批判理论”接近于语言和行动相交之点，为此，他就把自己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向分析，同他对语言学的反思聚合在一起，一方面把语言学的合理性植根在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交往活动理论中，另方面，又用他所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去支撑他关于批判理论的建议，从而使这种批判理论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被固定下来的理论体系，经常处在不反映现实斗争、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以及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其它阶级的发展变化的危险之中，为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它主张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

在这种“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中，都强调其一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批评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都公开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思潮提出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但却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有效道路；它们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有时却陷入到相反的另一极端中去。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