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70页（4615字）
在市场上，作为与贸易无关的个人特征，如种族、性别、宗教、原有国籍、所属团体等已成为个人所面临的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由此而引起的在所有经济方面都相同的各人之间的各种待遇包括收入、支付等形式及相关政策出现明显差异的情形称为歧视。
最早对歧视进行经济分析的是加里·S·贝克尔(G．S．Becker)，他在1955年发表了博士论文《市场歧视》，在此基础上，1957年出版了《歧视经济学》，遗憾的是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贝克尔应用经济分析首次对传统经济学以外的问题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报以冷漠、讥讽、甚至敌意的态度，60年代中期，由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妇女和少数民众等社会问题的突出，经济学家开始严肃认真地研究有关种族、妇女和少数民众的歧视问题，随着60年代和70年代先后在美国、英国与别的国家通过禁止歧视的法律，歧视经济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高涨。贝克尔的研究成果及理论主张逐渐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和赞成，经济分析在解释许多非经济现象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关于产生歧视的社会原因，保罗·A·萨缪尔森(P．A．Samuelson，1992)认为是习惯、法律或合谋等因素的作用和无法获得教育，把某些群体排斥在好的职业之外。
歧视根植于社会习惯，而且通过那些否定处境不利的群体接受良好教育和优裕工作的权利的法律被强化了。
加里·S·贝克尔(1957、1978)认为歧视来源于市场交易的参与者的个人偏好、信息的有效利用和资源的分布。博纳西克(Bonacich，1972)认为歧视产生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要运用他们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来进一步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冲动等。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导致歧视的原因是社会反复灌输和歧视在支持维护现状的重要作用。唐·白劳德等(Donn Browder，1989)认为歧视有四个来源：雇主的偏见、雇主信息的不完全、雇员的偏见和顾客的偏见。实际上产生歧视的主要社会原因可归纳为偏见、对信息的有效利用和资源的分布。上述有的经济学家看法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比如，歧视在支持维护现状的作用必须以歧视的既定存在为前提，它不能成为解释歧视产生的原因，只能是歧视得以维持的理由。总之，产生歧视的途径很多，但最重要的也许是通过分割市场来创造出一个非竞争性群体。
歧视的种类大致有四种：第一是市场歧视。彼得·米泽尔(Peter Meizell，1987)说市场歧视应被看成是由市场交易的参与者的个人偏好产生的结果。
报酬所得上的差异，住宅上的差别以及别的市场歧视是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者们、工人们以及顾客们想要避开与某类人进行交易与联系。
一般情况下，市场歧视也叫劳动歧视，而劳动歧视又分为两种：工资歧视和职业歧视。“在相同职业工作的两组工人(即白人和黑人)收到不同的平均工资，就可以说存在工资歧视。”“当某些障碍把少数民族或妇女排斥在某些令人满意的职业之外时，这就出现了职业歧视。”(唐·白劳德，1989，P．179)市场歧视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自己行为选择的依据，而可能是要使自己与雇员们的个人品质进行合作所产生的效用得以最大化，这样雇主就要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去雇佣自己所喜欢的雇员。第二是统计歧视。彼得·米泽尔说：“如果市场的参与者的个人特征提供了与交易恰切的信息，但是通过别的方式去获得这些信息的代价是昂贵的，则这些市场的参与者就有动力去考虑个人的种种特征。统计上的歧视便出现于由某种特征原因发生作用的场合。
”(彼得·米泽尔，1987，P．927)比如，根据已有的黑人的个人特征的信息是黑人的平均生产力比白人平均生产力相比是低的，但要去证实这个信息并有效地去使之成为可以影响自己经济决策的准确信息，其成本是相当大的。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一般很容易会以过去的经验及相关的信息为基础，以雇员的个人特征为依据，按人种的差别来筛选工人，这时可以说就出现了统计歧视。
可见，统计上的歧视来源于对可以大量节约成本的信息的有效利用，因此工资的基础取决于市场之前的种种影响作用，而不是市场的动态。第三是作为剥削的歧视。从历史上看，集体歧视采用的或者是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形式，或者是法律形式。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相当盛行时期，政府的作用往往是实施歧视的主要工具。
彼得·米泽尔(1987)说歧视性法律的实施以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的提供通常是代表着对于政治权力很小的社会集团的一种剥削。J·S·穆勒(James Mill，1989)曾指出，对妇女合法权利的种种限制妇女面临的进入某类工作岗位的种种限制，实质上是一种既为男子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高的报酬，又在家庭内对妻子获得更高的权威的政策组成部分。内战以后美国政府对待黑人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一部充满以牺牲黑人利益为代价，凭借政治权力在政策上对白人提供种种利益的实例。看来作为剥削的歧视的实现基础是国家的法律，其途径是不同社会集团运用各种政治和经济资源来进一步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冲动。
这个冲动创造出一种等级制度，以便使统治集团具有的一种对待其他集团的偏好方式得以实施。反之，歧视对于那些非竞争群体而言，往往以暴力行为对话，并借此作为获得权力的一种根源。第四是价格歧视。魏埙等(1992年)说垄断厂商在同一时期对同一种商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或购买不同数量的同一消费者索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格，就是价格歧视。
他们认为，实现价格歧视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垄断厂商必须能够把消费者分割成两个或更多的可鉴别的阶层或集团，并能有效地阻止商品在这些阶层或集团之间的倒卖。第二是被分割开的同一商品在不同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价格歧视程度可分为三度：一度价格歧视指垄断厂商根据每个消费者愿意为每单位商品付出的最高价格而为每单位商品制定的不同销售价格。二度价格歧视指垄断厂商根据不同的购买量或消费量而确定的不同价格。
三度价格歧视指垄断厂商将其顾客划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类别或阶层，对每一阶层收取不同的价格。
关于来自歧视的代价，斯坦利·费希尔和鲁迪格·唐布什(1983)认为歧视会造成经济损失。
遭受歧视的人会因歧视而遭受损失，但它也同样会给实行歧视的人带来损失。如果歧视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或者引起黑人和妇女不愿意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的产出就会减少。加里·S·贝克尔详尽地考察了来自歧视的社会代价，他认为某一群体W的歧视，减少N群体的收入，也减少他们自身收入，因而，N的报复性歧视不但对己不利，而且会使自己的境况更加恶化。如果讨论限于两个“社会”之间的贸易，一个社会完全由W组成，另一个社会完全由N组成。假如W的成员歧视N的劳动和资本，他们将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收入以避免同N的成员一道工作。这种歧视偏好减少会W的资本同N的劳动结合所能获得的净收益，从而导致W的资本输出量的减少，反过来这又会减少N的劳动与W的资本结合所能获得的收入，N的劳动输出也会减少。
资源配置上的这种变化减少了N和W双方的均衡净收入。由于W的歧视损害了N，也损害了W，因此，W的歧视不是扩大其经济财富净支配的精明之举。当歧视偏好发展到足以阻止贸易的进行时，每一个社会将处于经济上的孤立，只得依靠自有资源，某个社会的成员只能彼此在一起工作，完全的经济孤立会走向完全的经济封闭。更一般地说，由于歧视的加剧会减少贸易，而贸易的减少意味着经济封闭的加剧，所以，歧视的加剧必然伴随着经济封闭的加强。
如果在W对N的歧视的各个层次上都引致对N的有效歧视，那么N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将随歧视的加剧而不断下降。少数民众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不宜用完全自我孤立的方法来回避受到多数民众的歧视。
完全的封闭不能避免歧视的不利影响，而只会使这种影响成倍地扩大。W对N的实际歧视的必要条件是N为经济上的少数，充分条件是N为数量上的少数。
在竞争的社会中，经济歧视与经济上的少数有关，政治歧视与政治上的少数有关。少数民众之所以蒙受经济歧视不是因为偏好的分布，而是资源的分布。就是说，多数民众的劳动与资本的分布要比少数民众更为平衡。使白人劳动和黑人资本获益，使白人资本和黑人劳动受损，但黑人的净损失大于白人，所以经济歧视总是针对黑人的，如果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使黑人收入降低13%，这种歧视造成的白人收入的降低微乎其微(加里·S·贝克尔，1976，P．25～35)。
歧视的作用是二重的，其积极作用是在某些时候，由于对同一商品存在两种或多种需求价格弹性，某些商品和劳务只有在实行价格歧视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出来，用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魏埙等，1992，P．222～223)当然歧视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般认为它是缺乏效率的商品经济方法，歧视在维护制度的现状起着重要的作用。
种族偏见既为攫取额外利润提供另一种辩护理由，又通过分裂受压迫者以便使权贵集团利益得以巩固。性别歧视偏见在男女之间造成分裂，使得组织强大的工会变得更为困难(颜鹏飞，1996，P．98～99)。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歧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目前较为常见的歧视形式：(1)所有制歧视，只认定国有制为公有制的惟一形式，以集体所有制为代表的其他所有制形式从来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具有明显的附庸倾向。
把所有制泡制成不同的等级身份，按级差享受不同的经济、社会待遇和相关的政策。(2)市场歧视，价格双轨为权力当事人的寻租提供了便利的制度条件。
商品价格不透明和消费者的市场信息不对称常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就业体制的内部交易排斥一些人正常进行合适职业选择的机会。女职工合法权益未能充分得到保障，甚至一些女大学生、女研究生都面临毕业分配难的困境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3)人格歧视，城乡居民的就业体制壁垒，限定了农业人口在城市就业的职业选择范围。
(4)地区歧视，以各地区的个性特征作为制定相关经济倾斜政策的依据，虽然节约了获取个别地区个性特征恰切信息的成本，但这无疑会在给定的发展机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加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加里·S·贝克尔，1976，《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十四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1989，《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唐·白劳德、马克·杰克逊，1989，《劳动经济学》，科学普及出版社。
魏埙、蔡继明等编着，1992，《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颜鹏飞，1996，《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武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