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216页（1884字）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界探讨的一个领域。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观点。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公平与效率的政策目标是相互抵触和矛盾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起的作用越大，经济效率就会越高，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就会拉大。

反之，政府干预的作用越大，市场作用越小，收入的分配越平均，经济效率就会越低。

因此，实现收入均等化，就会牺牲效率，要提高效率，就会牺牲公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此，西方经济学界就公平与效率先后次序的关系问题，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1)效率优先论。

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都强调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配置资源的重要性，把与市场作用相联系的效率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反对政府行政干预再分配的以收入均等化为内容的结果均等，认为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损害；(2)公平优先论。国家干预学派都将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他们认为，公平是一种“天赋权利”，效率不仅不代表公平，而且是来自不公平，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收入就不可能公平分配，因此，应在政府的干预下缩小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推行社会福利事业；(3)公平与效率最优交替论。

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为代表的这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必须兼顾，即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获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获得最大的公平，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是可能的，社会只能在公平与效率、结果均等与机会均等之间达成妥协。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按劳分配在分配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分配制度上的最大公平，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1)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和保障。对公平的界定，并非在于差别的大小，而是在于是否合理，合理的差别给人激励，促使人们奋进，给经济发展带来生机、活力和效率。

而貌似公平的平均主义，虽然“消灭”差别，却因不合理而压抑人才、窒息生机，滞迟效率，造成真正的不公平。我国现阶段公平的多层次性，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结构的需要，有利于促使不同层次生产力的发展，为提高效率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保障；(2)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

我国在解放初期生产效率极低的经济条件下，无法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公平原则，只能实行近似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在现阶段，经济效率的提高，才能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多层次的公平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也才有条件去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本质上的统一性，并不排除两者存在着局部的、暂时的矛盾：(1)从公平方面看。公平超前、公平层次失调、滞后，都会阻碍效率的提高，如我国历史上农村刮过的“共产风”，实行极端的平均主义，使生产效率严重下降，造成国民经济的极度困难；(2)从效率方面看。

近期效率和长远效率、局部效率和全局效率的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利益结构的失衡，进而产生分配不公。我国过去生产资料配置的不尽合理，加之政策不当，造成行业、企业间效率失衡，产生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特别是有些企业为追求本单位的效率，采取偷工减料、生产低质伪劣产品、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不正当手段，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破坏了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上述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和效率本质上的统一性和相对的矛盾性并存。看不到统一性，把二者看成是此多彼少的关系，就会造成政策的失误，难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看不到矛盾性，各方面经济关系就难以理顺，改革无法深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真正的发展。

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实行效率与公平兼顾，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我们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较佳组合。

参考文献：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1992，《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刘炳英、韩康，1993，《理论 体制 政策》，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