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694页(4662字)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经济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
它主要研究在发展中国家是哪些因素制约或阻碍经济的发展;探索在这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途径。托达罗(Todaro,M.P.)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描述为:“它主要集中研究那些能使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大众的生活水平迅速和大规模改善所必要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机制。”(托达罗,1988,P.28)。概言之,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不发达的经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
依据对发展中国家特征的不同认识,以及在理论渊源、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别,发展经济学可划分为不同流派。按现在流行的划分,有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又称激进主义)三大流派。
这种划分主要是依据钱纳里(Chenery,H.B.,1975)的思路。
新古典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把最初应用于发达经济的理论运用于不发达经济;而结构主义则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和滞后特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适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析。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行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不合于“经济人”的假定,价格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和收入再调整调节作用很小,供求难以形成均衡。因此,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对其经济进行调节,而要利用政府干预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动和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
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则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持肯定态度,认为具有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制度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其发展理论的解释基础,他们认为一般均衡模型不仅具有最优化主体,而且也有关于技术、偏好和市场的假设。
以此作为标准,发展中国家的“扭曲”和“不完全”就被解释为对这一模型的一个或更多假设的偏离;这些分析也能够说明怎样消除扭曲的影响,使经济更有效率。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就是由一般均衡分析日益转向局部均衡分析,并把信息不完全假定引入分析之中。
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显然比上述两个学派要小。
一般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结构主义和其他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影响,在理论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方面它与新古典主义截然不同。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析中,新马克思主义重视社会、制度、政治等因素的作用,着重解释诸如“阶级”这样的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利益对立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们虽然在论证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都有比较一致的观点。
三大流派的划分是针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作出的,并没有把所有的发展经济学家及其理论观点都包括进来,比如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就不包含在这个范围内。
三大流派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随着社会条件和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60年代,在发展经济学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以结构主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刘易斯(Lewis,W.A.)、缪尔达尔(Myrdal,G.)、纳克斯(Nurkse,R.)、普雷维什(Prebisch,R.)、钱纳里等是这一时期最为着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这一时期,在西方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和前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下,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计划和国家干预,资本积累和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这个时期流行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Nurkse,1953)、“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43)、“二元经济论”(Lewis,1954)以及钱纳里为此所作的“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都是为上述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进入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受到责难,在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复兴。同时,依据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计划和战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起飞,反而出现了农村经济停滞、城市失业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少数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大力投资支持农业和科技教育的发展,实行出口替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对比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人们自然对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产生极大怀疑。
这种情形也引起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以往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反思。所以,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一批以反思和重新评论过去理论为主题的发展经济学论着。
其中拉尔(Lal,D.K.)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引起的震动最大,在该书中他不仅点名批评了一大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而且直接宣布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死亡”(拉尔,1983,P.109)。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二元结构理论上的分歧。
刘易斯在50年代中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理论。该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存在农村传统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结构差异。农业部门中存在过剩劳动力,其标志是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因此,在维持低工资率的条件下,工业部门可以得到无限制的劳动供给。
后来拉尼斯(Ranis,G.)和费景汉(Fei,J.C.)又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把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发展结合起来,分析了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阻碍。通常将他们三人的二元结构理论称之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这是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新古典主义对二元经济模型提出批评,认为这个模型的二个假定前提:劳动力过剩和工资不变不符合实际(拉尔,1983)。
其次,关于市场机制和计划化。
早期发展经济学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足,市场机制难以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自动调节作用,加上资源短缺,所以需要通过国家经济计划和直接管理来推动工业化。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发育不足要设法使之完善,而不能因此以计划取代市场,政府过度干预是造成低效率的主要原因。
只有依靠市场,维护自由经济原则,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第三,国际贸易条件与对外发展战略。普雷维什、辛格(Singer,H.)、缪尔达尔等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收入弹性低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贸易条件恶化加大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幼稚工业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要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和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新古典主义认为,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下降幅度大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相对得到改善。而且问题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在于内部政策是否正确,能否发挥比较优势。
过度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会造成低效、浪费和腐败,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消极影响。
在发展经济学的这场争论中,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处于不利地位。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新古典主义占有明显优势。这场争论之后,“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格局是以古典-新古典学派对世界的看法为基础的”(纽津特,1979,P.314)。
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融合。斯蒂格利茨(Stiglitz,J.)是倡导这种融合的代表。
其特点是调合不同流派的理论差异,引入信息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方法,构造一个新的折衷体系,斯蒂格利茨称之为“新的新古典主义”。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等(1989)也提出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并进行了这方面的偿试。
参考文献:
托达罗,1988,《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张培刚,1989,“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经济研究》第6期。
张培刚,1992,《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陈宗胜等,1996,《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
纽津特,1979,“发展经济学当前争论的问题”;《80年代的经济争论》,转引自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拉尔,1992,《“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上海三联书店,1992版。
Fei,J.C.and Ranis,G.,1964,Development of the Labou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Homewood,Irwin.
Lewis,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c and Social Studies,Vol.22.
Nurkse,R.,1953,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Basil Blackwell.
Rosenstein-Rodan,P.N.,1943,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Economic Journal.53.June-September.
Stiglitz,J.E.,1988,Economic Organization,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in H.Chenery and T.N.Srinivasan: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94—160.
Taylor,L.,1983,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 New York: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