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44页（6558字）

【生卒】：1923～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2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职员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刘国光辗转入川求学。他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高中时就读过《资本论》。

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攻读经济学。1946年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回南京，经陈岱孙介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任助理员，开始走上科研道路。解放后，刘国光进入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1951年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选择国民经济计划专业，重点研究综合平衡问题，最后以受到很高评价的《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论文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曾任所学术秘书，写了一批介绍、分析苏联经济理论和综合平衡方面的文章。

60年代初，担任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侧重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方面的问题。此时，他还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和写作，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十年计划经济总结工作。

“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以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孙冶方为代理所长的经济研究所就作为“文化大革命试点”而受到冲击，孙冶方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观点被作为“修正主义理论”受到批判，作为孙冶方得力助手的刘国光也难免受到牵连。到十年动乱期间，正常的科研工作完全中断，但刘国光并没有放弃积累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和结合现实思考中国经济问题。1975年，经于光远推荐，他被借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这为他进一步结合实际，研究和思考经济理论和经济实际问题提供了条件。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1979年刘国光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曾任副所长、学术委员等职，1981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1982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80年代被波兰科学院选为外国院士。

刘国光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既以积极的彻底的态度探索中国经济的改革问题，又从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追求每一项改革措施的现实效果，而且注重从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线，在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三个方面，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不断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许多观点和建议受到中央好评并被采用，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

刘国光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他曾致力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造诣颇深。

社会再生产和综合平衡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刘国光在长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过程中，对这一存在很多不同意见的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都集中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1980)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主编，1981)等在理论界获得颇高评价的着作中。关于理论界长期争论并存在窄、中、宽三派观点的生产劳动问题，刘国光在严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劳动的基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要分清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概念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概念。

他主张根据生产劳动一般计量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刘国光也进行了长期的富有成效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再生产的发展速度取决于许多复杂因素。从综合平衡的角度来研究速度，只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恰当结合、协同作用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最好的速度。

这就要求在两大部类之间、消费和积累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还要看到，综合平衡不仅是速度和比例问题，更是关系到产业结构和经济效果的问题，要通过综合平衡，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刘国光还很有见地地提出了综合平衡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传统体制不利于综合平衡，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80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凸现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必要认真总结自己并吸取别国的历史经验，从本国实际出发，实现战略的及时转换，扬长补短，稳定增长，积几十年之功，就能改变面貌。刘国光归纳出判定经济发展战略的若干基本原则：(1)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要求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要求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2)这个战略目标，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更要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这个战略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结构的关系。

(4)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要从外延为主逐步转向内涵为主，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5)在重视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同时，要越来越重视人力特别是智力的开发。

(6)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刘国光及其领导的研究班子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不断针对宏观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颇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有积极的影响。

关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和政策，刘国光认为，宏观经济的管理或调控，本身就含有战略要求。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体现在战略目标上，总要与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联系起来。

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宏观管理的总目标，应当是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就是使经济发展即社会再生产达到最佳状态。第二层，宏观管理的分目标，是在总目标的统率下，进入较深层次的各方面，有其更加具体的内容和重点，进一步体现发展战略的各个侧面及其组合，主要包括：(1)经济适度增长；(2)物价基本稳定；(3)就业比较充分；(4)生活逐步改善。

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还有“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和“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等。这些分目标与总目标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与宏观目标相联系的是宏观政策。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要有相应的宏观措施，包括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等。

最主要的是经济手段，即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经济手段的实质，是根据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运用经济杠杆，形成经济参数，引导这些经济主体使其行为符合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要求。刘国光有一个着名的并始终坚持的理论观点，即防止国民经济“过热”、保持稳中求进，并主张在发现过热趋向时实行“软着陆”，以防止实行“硬着陆”陷入周期性大起大落的“怪圈”。他主张实行松紧适度、总体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

他十分赞成中央把坚持“适度从紧，灵活微调”作为一项中长期宏观调控方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刘国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他始终抓住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及其根源进行深入、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基本上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属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一直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曾较早提出消减、取消指令性计划，强化市场取向改革的看法曾受到批判，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分类和目标选择，刘国光认为，体制模式体现的是经济运行的主要机制，这在一定的根本制度下，存在广阔的选择余地。明确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多种模式，同时应当根据各国的国情进行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认为改革是体制模式的择定和转换，可以防止停留于或满足于局部性修修补补；其次，在择定一种体制模式后，就可以进行总体设计，开展配套改革；再次，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还能树立改革的坚定信念，以防浅尝辄止或见难而退；最后，有了目标模式，更能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刘国光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纳为六类：(1)军事共产主义模式；(2)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3)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4)间接行政控制模式；(5)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6)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以上模式系列，从计划与市场机制在其中起作用的程序来看，一头是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军事共产主义”，另一头是接近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亦即完全排斥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社会主义”，中间则是两者各种不同程度的结合。

他在这种精细分析的基础上，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市场取向和坚持从国情出发这三个选择原则出发，由开始时主张“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模式”顺理成章地发展到更为明确地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创造，其特点是：(1)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可以采取多种实现形式；(2)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行多种分配方式；(3)在运行机制上，宏观管理的力度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

关于体制转换的途径，刘国光认为应推行渐进积极改革，要遵循渐进原则和配套原则。其依据主要在于：第一，模式转换的实质是从以半自然经济或不发达的商品经济走向基本规范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较健全的市场机制；第二，改革是一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必然引起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并有赖于观念更新，这都不能急于求成；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明显，一步走难免一刀切，必然脱离部分地区的实际；第四，改革缺乏现成样板，在理论、经验和规划上都需要探索和积累，否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

同时，在渐进求实的行进中，应当也可能作出总体设计，使各项改革整体配套，同步前进。此外，体制改革还必须与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一致。80年代中期，刘国光首先提出，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我国经济就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双重模式转换”。其中“体制转换”后来发展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战略转换”包含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实际上后来被中共十四大五中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断。这样，在体制转换和过渡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新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时期。

这样做，有利于改革的及时起步，有利于减轻改革的震荡，也有利于稳定经济，做到改革和发展两不误，还有利于不断积累经验，把可能失误的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双轨制终归是一种过渡，应当有步骤地向目标模式转换。

也就是要从放权让利走向机制创新，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配套，才能从双轨制逐步走向并轨，让新体制占主导地位。

这个转换的主要环节是：(1)深化企业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大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体系；(3)逐步建设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

刘国光作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不仅注意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依存，而且注重为改革提供支持和良好的经济环境，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有限买方市场”概念。有限买方市场既是改革的客观条件，又是改革的必然结果。

他早在1980年研究把市场因素引入计划经济时就发现和提出了这一问题，以后就形成了系统的并被国家宏观政策采纳的一种观点，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要实现这种经济环境，主要对策是：(1)相应进行发展战略的转换，从数量型、速度型转换为质量型、效益型。

(2)努力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3)在保持供需总量平衡和经济增长适度的前提下，有目标有步骤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4)在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中，主要不靠行政手段，而要运用经济手段，并培育市场和企业的调节机制。(5)从长远看，要始终实行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型的物价上涨。

在此基础上，他又从剖析造成不宽松的现实的传统战略和体制原因入手，进一步研究如何实现相对宽松即有限买方市场的问题，其成果在颇具特色的《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1991)一书中得以体现。

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刘国光认为，对外开放既是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他是中国非常重视对外开放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积极参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设计，并具体帮助一些经济特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家。

他认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外引内联”，同时带动了内地的开放和发展，使全国的对外开放跨上了新台阶，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

而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作为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成为对外、对内的两个“扇面”的枢纽，并在改革上大胆试验。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具体化。探索特区的发展战略并总结其经验，对推动其他沿海地区和全国的对外开放是有益的。刘国光曾先后率领调查组，协助深圳和海南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他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意见，并形成了《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主编，1985)、《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主编，1988)两本重要着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刘国光主编，1980，《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国光，1980，《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国光，1981，《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81，《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国光，1983，《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84，《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国光，1984，《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中国展望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85，《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香港经济导报社。

刘国光主编，1986，《中国经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国光，1986，《刘国光经济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87，《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8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国光主编，1988，《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

刘国光，1992，《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载《我的经济观》②，江苏人民出版社。

田江海，1990，《刻意求工 业绍箕裘》，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五)，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