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第77页（1828字）

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

中国历史上的一门传统学科。

“经”即儒家经典，以孔子所传“六艺”为基础，包括后人诠释“六艺”的传、注等等。历代所奉之“经”不尽一致。

汉代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有《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五经；唐代以《易》、《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宋代加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合称十三经。

经学就是关于这些经典的传注解说。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今文经”是汉儒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记录传述的儒家经典，由师徒传述。汉代定本的“今文经”有出自伏生的《尚书》、出自高堂生的《礼》、出自公羊氏和胡母生的《春秋公羊传》。

今文经学重于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古文经”是秦以前用古文书写的并由汉儒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一时销声匿迹。后来在孔宅壁中发现了部分古籍，即“孔壁古文”，为区别于汉代由师徒传述的今文经，称“古文经”，经汉儒增改，多不可信。

古文经学在辨认解释“古文经”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研究古文经者，多重视《周官》、《周礼》。经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子夏和荀子，正式产生于汉代。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才的标准，经学开始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盛衰、分合、争辩往往与当时的封建政治密切关联。

西汉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公羊春秋传》，开创了今文经学。西汉末年，刘歆建议将《左传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开创古文经学。

从王莽的新王朝时期起，古文经学盛行，研究文字训诂的“小学”兴起。在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和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围绕经学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东汉末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逐渐融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破除家法传统，遍注群经，汇集汉代经学之大成，形成了融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郑学”。魏晋南北朝时，经学分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即南朝的经学。受玄学、佛教影响，南学陆续编出比“注”更详细的“义疏”，并发挥《礼记·中庸》中天命心性学说，成为宋明理学的渊源。

北学即北朝的经学，以章句训诂为主，墨守东汉旧说。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奉唐太宗命，与颜师古等编撰《五经正义》，根据南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学深芜、引用谶纬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形成唐代的“义疏派”。到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理学虽据儒家经典立论，但重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

元朝仁宗以后，以宋儒经注取士，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清朝初期，顾炎武打出“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主张“通经致用”，匡救时弊，反对理学而提倡朴学。到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大兴考据之风，许多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今文经学盛行，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等，用今文经学议论时政，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章太炎曾着文批评今文经学，他是近代中国着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学大师。

经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有极重要的关系，对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也有很大的影响。

直到“五四运动”时期，经学才告结束。经学典籍(包括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着述)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研究经学的最早着作，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通论》。该书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对《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及《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撰着流传，内容要义以及历代考证注疏的得失，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等问题，作了扼要的阐述。

1925年起，我国着名学者周予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经学史，着有《经学古文学》、《群经概论》、《经学历史》(注释本)等。

1942年，着名学者全景芳在东北大学中文系曾经讲授《经学概论》。60年代初，周予同曾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经学史。

【阅读书目】：

《经学通论》，(清)皮锡瑞着，中华书局1954年版；《经学古文学》，周予同着，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经学历史》，周予同着，中华书局1959年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