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中的投资、储蓄与税收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777页（27448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标准的经济理论把经济区分为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
在封闭经济中，总储蓄水平必须等于总投资水平，而这种均衡又决定了经济中的收益率。然而，在小型开放经济中，本国储蓄与本国投资可能不完全相等，存在着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其收益率是固定的，不依赖于本国经济。
本国储蓄者可以通过购买外国资产而获取世界收益率，本国投资者可以按相同的收益率从外国筹措到本国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本国经济的边际收益率无疑就是世界收益率。
这两种情况适用的经济政策截然不同。例如，假定政府认为本国投资水平太低，打算使之提高。在封闭经济中，政府无论是对储蓄还是对投资采取补贴或减税措施，对均衡投资的影响都是不变的。但是在小型开放经济中，补贴储蓄与补贴投资的效应大不相同。假定该国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那么，补贴本国储蓄(即本国居民的储蓄)会使储蓄增加，但本国投资不会受影响，只是减少了资本净输入。补贴本国投资(即不管是以本国储蓄融资的还是以资本输入融资的国内投资)不会影响本国储蓄，但资本净输入会增加，满足较高水平投资的资金需要。
有一种观点认为，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无益于研究这种税收政策的决定。有两项实证性研究对这种模型提出了质疑。
首先费尔德斯坦和霍里欧卡(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的文章通过本国投资率对本国储蓄率的回归分析，检验了该模型。在基本模型中，本国储蓄不会影响本国投资，但他们的实证分析却发现这两者显着相关。随后的许多文献对这些或类似的结论是否意味着完全资本流动(标准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所暗含的条件)在实现世界中不存在展开了争论。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b)的另一项实证性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元外流外国直接投资(FDI)会导致等量的本国投资水平下降。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a)对这两个结论的解释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尽管证券投资资本在各国间是自由流动的，但这种资本的所有者一般不选择向海外投资。对于证券投资资本，这会产生一个不完全的世界资本市场，表明不存在按世界收益率可为资本输入国利用的弹性外国储蓄供给。
相反，每一国家的本国储蓄主要用于本国投资，这实际上使相应的模型变成了封闭经济模型。在该模型中，由于没有补偿性资本输入，本国跨国公司从事的外国投资(其资金来源于居住国)实际上取代了本国投资。
然而，如果这种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国外，它所取得的收益在扣除支付给外国金融家的款项之后将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按照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a)的说法，这种观点包含着两种税收政策。
首先，“引起本国储蓄持续增加的税收变化会使本国投资大幅度提高”，而“本国投资的刺激……所吸引的外国资本微乎其微，只是使本国投资增加到与本国储蓄增加相当的水平”。到底应该刺激储蓄还是刺激投资取决于这些刺激对特定投资方式偏好的影响：仅适用于某些投资方式的投资刺激可能会扭曲经济活动的类型。
另一方面，正如费尔德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比如对业主自用住宅减免税，引入投资刺激可能会降低现有偏好。其次，外国直接投资应当受到鼓励，对其采取轻税政策(特别是要比最适税收理论所说的税率还低)，因为这种投资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利用的是当地资金。
本文根据德威卢克斯(Devereux，1996，p．90－108)的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在第2节介绍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方法和结论，对经济计量方法和后来的文献进行评论。
第3节分析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的可能解释，并在本节和第4节讨论税收政策的含义。第5节简要介绍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投资影响的最新结论，第6节则讨论这些结论、某些可能的解释及其税收政策的含义。
2．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的投资－储蓄关系
对古典开放经济观点的最着名的挑战就是上述费尔德斯坦和霍里欧卡(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的文章。其文章的目的很简单：认为如果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在小型开放经济中，本国投资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来融资，在世界利率情况下，这种资本输入的供给可能是完全弹性的；因此，本国储蓄的变化对本国投资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通过估计下列方程来检验这一命题：
Ii／GDPi=α+β(Si／GDPi)+εi
式中，I代表本国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S代表本国储蓄，α和β是参数，ε是随机误差项。I和S分别是该国经济中的投资和储蓄总水平，包括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和储蓄。
费尔德斯坦和霍里欧卡指出，按照古典开放经济观点，β=0；而在封闭经济中，β=1。费尔德斯坦和霍里欧卡(Feldstein and Horioka，1991)把β概括为“储蓄保留系数”(savings retention coefficient)。
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的原文使用了16个OECD国家1960年～1974年间的数据，计算了每一国家这两个比率的平均值，并进行了一次横截面回归估计。这种程序旨在于计算出短期经济波动的平均值，以便集中分析长期效应。
但这种程序也可以用来分析五年期的短期效应(Frankel，1992；Mussa and Goldstein，1993)。
结果令人惊讶：β的典型估计值是0．88，而且不同时期的估计系数非常接近。
随后出现的大量文章以各种方法进行了类似的回归估计。虽然有些证据表明1980年代的β值比以前有所下降，但这些文章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了一个很高的β估计值。有些研究按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回归估计，例如，奥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93)发现，1974年～1990年间的β值为0．715；他还计算出典型估计值，这些系数估计值在不同的国家虽然变化很大，但除了少数估计值外，一般都超过0．7。
上述回归分析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国民储蓄的内生性。
如果S与随机误差项ε正相关，那么，β的估计值会偏高，因为经济中的很多因素可能既影响投资，也影响储蓄。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内生性的原因很可能发生变化，取决于回归方程是按横截面数据估计的还是按时间序列数据估计的。在经济周期中，一国经济很可能经历短期冲击，使储蓄和投资呈同向变化。可是，在计算出短期波动的平均值后，S的内生性很可能是由于其他长期因素造成的，从而使国家间有了差别。
例如，这些因素当中就有政府政策，其中包括税收和金融制度的发展。总之，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以及后来的文献)利用工具变量(尽管外生工具难以找到)得到了类似的估计。
但是，内生性问题与更为严重的表述错误问题密切相关。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与任何投资结构模型没有联系。可是，在文献中，有许多投资模型，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解释了数据，如克林科(Chirinko，1993)对估计投资结构模型的实证文献的考察、法泽里等(Fazzari et a1．，1988)利用结构模型对融资效应的检验等等。这类模型一般解释了投资与资本成本、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在最优状态下，资本的边际成本和收益相等)。
更为复杂的模型考虑了推迟投资的选择权价值。然而，投资仅对本国储蓄进行回归无视所有这些模型。对本国储蓄效应的估计不但不考虑其他因素，反而将其统统忽略。
这意味着即使利用有效工具变量来估计β，该估计系数也无法解释。特别是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断言该估计系数就是“储蓄保留系数”。例如，奥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91)构建了一个理论结构模型［与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3)的模型类似，是一种简单的结构模型，其中，储蓄和投资率都取决于内生利率，储蓄率还取决于其他外部因素］，该模型即使利用有效工具变量估计β也高估了“储蓄保留系数”，尽管在该模型中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方法是对储蓄与投资之间没有关系的这种原假设的一种有效的检验方法。
了解了这种估计程序的缺陷后，人们就会对这些结果的解释的准确性产生怀疑。可是，更加难以辩论清楚的是各国间国民储蓄与投资间的线性关系。图1描述了OECD国家在1960年～1989年间的平均投资率和平均储蓄率。大多数国家临近45°线，只有卢森堡远离45°线，这说明这些国家的投资与储蓄非常接近。国际收支统计等式表明，投资与储蓄间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逆差。因此，该图示的另一种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国家的经常项目几乎是平衡的。
图1 OECD国家1960年～1989年间投资／GDP比率与储蓄／GDP比率
短时期内的储蓄与投资率关系的经验证据值得注意。如下所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收敛的理由很充分。
然而无论是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的回归还是线性关系都表明，即使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5年左右)，储蓄率与投资率也高度相关。下面就考察储蓄对投资的影响。
3．投资－储蓄相关性的解释
3．1 费尔德斯坦的解释
继费尔德斯坦和霍里欧卡的文章之后的大多数文献都集中于下列问题：各国间的这种储蓄与投资关系是否反映出缺乏完全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然而，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a)主要讨论的却是另一个既相关又不同的问题，即在现行世界利率情况下，资本内流和外流的变化会反映出国民储蓄(私人储蓄或公共储蓄)的外生变化而投资不受影响吗?或换言之，储蓄刺激能用来提高本国的厂房和设备投资率吗?反过来说，仅从其成功地增加国民储蓄的意义上说，一项旨在增加本国投资的投资刺激政策会有成效?
费尔德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对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的结果作了解释，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资本虽然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但资本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并不希望它按照每一国家的投资水平所需要的数量流动，……不依赖于该国的国内储蓄率。
为了证实这种观点，费尔德斯坦列举了其他证据，表明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不会像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使其拥有的财产多样化。
例如，弗兰克和波特巴(French and Poterba，1991)指出了投资组合的“居住国倾向”：94%的美国投资组合投资于美国证券，98%的日本投资组合投资于日本证券。穆萨和格尔德斯坦(Mussa and Goldstein，1993)以及阿德勒和杜马斯(Adler and Dumas，1983)也提出了类似的证据。
费尔德斯坦对这种外国证券持有非常低的现象作了两种解释，他所提出的理由与高“储蓄保留比率”一致。这两种理由都与风险有关。
不仅由于投资者缺乏有关外国市场的信息［鲍温伯格和高登(Bovenberg and Gordon，1993)曾构建一个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国际流动模型，并据此推导出最适税收政策］，而且还由于存在着政治风险和货币风险，因此，外国投资多样化的收益也许不会很高。就大多数实证性文献讨论集中的OECD国家而言，政治风险相对较小(尽管政治风险也包括一些相对平常的事件，如税制的变化、政府的更迭等)，而两国间汇率变化的风险显然偏高。
任何既定的外汇的货币风险与投资者面临的其他风险原则上没有什么关系，这表明风险可以分散，从而不影响投资决策。可是，本币对外币升值的风险是所有外国投资面临的常见风险，因此，这种风险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资金不会流向海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风险较高。
当然，货币风险在世界市场上可以规避。
可是，费尔德斯坦的解释是，正是这种规避行为实际上会消除国际间的净资本流动。费尔德斯坦举了一个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于德国债券的例子。
由于这种投资的收益在将来某一日期以德国马克支付，马克对美元贬值的风险就很大。
这种风险虽然可以通过马克期货交易购进美元来消除，但这等同于在德国短期市场上借入资金。
这便形成双向毛资本流动，二者恰好相互抵消。所以，尽管可能存在着国际间的毛资本流动，但没有净资本流动。
这种养老基金也可以其他方式套头投资，例如，购买出售期权，按某一既定价格以马克换美元。这实质上不会消除国际间净资本流动，但出售期权的卖方也很可能从他的角度规避这种风险。因此，其净效应仍会消除国际间的净资本流动。如果跨国公司通过在当地举债为其外国活动融资，套头交易也会自动发生，最终也不存在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当然，不可能所有国际资本都完全可以套头交易。金融中介机构通常持有多种货币，无需把它们都换成本币以保值。
如果所有这类交易完全是套头交易，的确有论据证明政府不能通过提高利率来维持其汇率，因为不可能存在资本流动的净增加。
所以，费尔德斯坦的假说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模型：依据该模型，有些国际资本流动是套头交易，而有些不是。
情况可能是这类资本流动的绝大部分而不是全部从事的是套头交易。
那么，这个模型是否证实了投资实际上受限于可利用的本国国民储蓄这一结论呢?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像大多数模型一样，平均概念与边际概念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存在着一定比例的套头国际投资并不意味着这一比例也适用于新储蓄，储蓄的外生增加仍然有可能投资于海外而没有进行套头交易，这表明对本国投资没有影响。
重要的问题是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大量可利用的非投机性资金，对收益率差异产生的套利机会作为反应，从而在竞争中消除这种套利机会。例如，假定政府为本国投资提供一项补贴，使之高出海外同类资产的收益率。
会出现大量非投机性资金流入该国从而使收益率下降至等于海外同类资产的收益率吗?虽然绝大部分毛国际间投资是套头投资，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普遍存在的套头交易就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各地资产的收益率(可能对风险进行调整)相等的非套利条件是否存在。因此，下文转向深入考察各种非套利条件及其与完全资本流动性概念和费尔德斯坦的分隔资本市场假说的关系。
3．2 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结果与完全的资本流动性
弗兰克尔(Frankel，1991)就完全资本流动性给出下列四种可能定义。
第一，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国民储蓄的外生变化可以按现行利率从海外举债融资。
第二，实际利率平价：实际利率在世界各地都相同。
第三，无担保利息平价：债券的预期收益率相等，但有外汇风险。
一般可以写成下列等式：
i=i*+△Se
式中，i代表本国名义利率，i*代表外国名义利率，△Se代表汇率的预期贬值。
第四，有担保利息平价：同种货币在世界各地的收益率都相同。
弗兰克尔指出，每一个条件都是下一个条件加上一个辅助假设。因此，费尔德斯坦和霍里欧卡旨在检验的完全资本流动性，可以重新表述为实际利率平价加上投资和储蓄对利率做出反应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本国储蓄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能取得相同的实际收益率，本国投资者也可以按相同的实际收益率从海外筹措到无限的资金。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证明实际利息平价等于无担保利息平价加上下列条件：
△Se=△Pe－△P*e
式中，△Pe代表居住国的价格预期变化率，△P*e代表外国的价格预期变化率。
也就是说，汇率的预期贬值必须反映出本国和外国(或国家间)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差异。这个条件暗含着存在预期购买力平价，有时也称之为预期相对购买力平价。
但是，这个条件指的是商品市场而非资本市场。如果商品可以毫无成本地在各国间转移，那么，它们在所有国家的价格必须相同，这就是预期购买力平价。
但这是一个经验证据可能通不过的条件，尤其在短期更是如此。所以，弗兰克尔指出，从资本流动导致无担保利息平价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存在着完全资本流动性，但由于预期购买力平价条件不成立，就有可能同时存在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所说的高“储蓄保留比率”。
这并不是把商品市场看作是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一个来源的惟一模型。例如，莫斐(Murphy，1986)研究了资本－劳动比率的部门间差异，恩格尔和克莱泽(Engel and Kletzer，1989)考察了非贸易部门的影响。
上述论证使我们看到了旨在澄清资本是否是完全流动的与本国投资是否受限于可利用的本国储蓄这两类研究的区别。值得更加详尽地研究的问题是：如果预期相对购买力平价条件不成立，本国储蓄的外生变化对本国投资将会产生怎样的预期影响。
图2是说明资本输入小型开放经济的典型图示。
本国储蓄假定是本国实际利率r的增函数。
边际资本产量假定是r的减函数，决定投资资金的需求I。在封闭经济中，SD与I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实际利率和储蓄与投资水平。
水平线表示国际机会。外国投资者只要取得数量等于外国名义利率i*的收益率，他们就愿意在居住国投资。如果无担保利息平价条件成立，就等于确定了本国的名义利率i；若将其转换成实际值，则本国经济中的外国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率就是：
r=j*+△Se－△Pe
这也是本国储蓄者预期在国外也能取得的收益率。
在初始状态下，本国储蓄是
，本国投资是I0，其差额是净资本输入。
假定本国储蓄发生外生减少。倘若决定r的所有因素都不变，则本国储蓄将下降至
，但本国投资不会变化；净资本输入增加，弥补了本国储蓄的减少。
然而，本国储蓄的外生变化有可能是由经济中的其他变化引起的，倘若它们影响到预期通货膨胀率或币值的预期变化，那么，r会改变，从而投资水平也会改变。
图2 本国储蓄的外生变化
因此，在两种重要的情况下，储蓄的外生减少不会影响投资。
第一种情况是储蓄减少不影响本国预期通货膨胀或币值的预期变化。
第二种情况是预期购买力平价条件成立，因而△Se=△Pe(假定△P*e不受影响)。这反过来等同于实际利率平价。因此，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方法应当被看作是对如下两种联合假设的检验：第一，完全资本流动性(从非套利条件意义上说，诸如无担保利息平价)，第二，或预期购买力平价，或储蓄外生变化对预期通货膨胀或币值的预期变化没有影响。
如果第一个条件成立而第二个条件不成立，那么，原则上r可能会上升或下降，表明投资水平也会上升或下降。例如，倘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对预期币值没有影响，那么，r将下降而投资将上升。
可是，一般来说，储蓄的外生变化对投资水平的影响显然要取决于本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特别是取决于对预期通货膨胀率因而对本国实际利率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简单模型中，比如说储蓄减少要等于投资减少，实际利率就必须充分提高，恰好补偿储蓄的外生减少的同时降低投资。
关于对投资影响的这种解释与额外储蓄仅仅投资于国内的简单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它表明了对“储蓄保留系数”探讨过于乐观。德威卢克斯(Devereux，1996)则认为，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回归分析中的β值会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明显不一样。
在实践中，第一个条件(至少可以解释为无担保利息平价)可能也不成立。相反，其他因素(例如各国间的风险水平差异)可能影响着不同地区收益率间的准确关系。倘若如此，随着资本输入水平的提高，外国投资者面临的本国风险增加，因而资本输入的必要收益率也要提高。这种可能性在第4节将进一步讨论。
3．3 投资与储蓄关系的其他解释
对于投资与储蓄为什么密切相关，还有其他一些解释。这里只集中讨论三组原因：经常项目的长期自动平衡趋势、政府政策的作用、可能同时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其他因素。
在讨论这些原因时，着重分析本国投资是否受限于本国储蓄的含义。
经常项目的自动平衡趋势 有关汇率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以及资本项目)之间关系的研究历史较为悠久，这里不再赘述。但有必要考察一组文献，因为它对于研究长期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一种自动趋势很重要。尤其要简要回顾一下多恩布施和费希尔(Dornbusch and Fischer，1980)的文章，他们建立了一组模型，依据这些模型，资产市场在任何时点上都决定汇率，但经常项目通过其对净资产状况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决定汇率的路径。基本模型并没有明确包含投资，而是通过集中分析储蓄，对于研究储蓄与投资间的长期关系意义重大。
该模型区分了短期和长期均衡。
在短期，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因浮动汇率和本国价格水平而都处于均衡。然而，在短期，经常项目未必平衡。
经常项目不平衡决定着外国资产(以及财富)的积累率。储蓄水平反向取决于财富，这反映出财富对当期消费具有正效应。所以，随着财富水平的变化，储蓄水平也随之变化，使经常项目在长期保持平衡。
为了弄清其作用机制，考察一种处于长期均衡的经济。
现假定储蓄水平外生减少。消费增加意味着进口将增加，造成经常项目逆差。反过来，这表明本国居民拥有的海外净资产存量下降。
随着财富水平的下降，储蓄率提高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经常项目(以及资本项目)实现平衡。由于商品市场保持均衡，故在走向新的均衡的过程中，贸易条件表现出恶化趋势。
根据该模型很难推导出储蓄与投资间的因果关系。不过，该模型揭示了如何设计刺激投资的政策。该模型实质上说明了储蓄率的波动在长期会自我调整，以保持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平衡。
这意味着储蓄的外生变化对投资没有影响，即使在长期也是如此。
一般而言，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关系可以简单地解释为长期经常项目平衡，推导不出相关程度是“储蓄保留系数”的衡量指标这种结论。
平衡经常项目的政府政策 对投资与储蓄关系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的作用。上述讨论的都是“总”投资和储蓄，亦即包括公共部门的和私人部门的投资与储蓄。
所以，政府自身的储蓄(或负储蓄)及其自身的投资在这种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费尔科(Fieleke，1982)和萨默斯(Summers，1988)都曾经指出，政府要平衡经常项目。
因为如上所述，经常项目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民投资，这意味着政府可以调整其自身的储蓄和投资，或者对私人国际交易实行资本控制，以便使国民储蓄和投资相等。公共储蓄水平的调整显然对总储蓄有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对私人储蓄水平的影响发挥间接作用。政府还试图利用货币政策来影响私人行为。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投资和储蓄格局并不是那么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多数OECD国家中，储蓄几乎等于投资。这无疑与政府采取平衡经常项目的政策相一致，尽管它也与上述的自动机制相一致。政府的目的在于平衡经常项目吗?倘若如此，政府成功了吗?如果政府成功了，这对有利于投资和储蓄的政策含义是什么?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毫无疑问，政府过去是，将来仍然会关注经常项目。
阿特斯和白尤米(Artis and Bayoumi，1989)就这种效应提供一些证据。白尤米(Bayoumi，1990)认为，横截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政府的资本控制政策来解释。然而，正如惕萨(Tesar，1991)所指出的那样，投资储蓄关系的程度并没有明显削弱，“尽管普遍认为资本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的限制在减少”。阿吉蒙和罗丹(Argimon and Roldan，1994)利用现代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欧洲国家储蓄与投资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储蓄——投资缺口间的因果关系。
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预算政策对经常项目平衡做出反应。但他们还发现，在一组“低国际资本流动性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丹麦、比利时以及爱尔兰等)中，储蓄仍是投资的限制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费尔德斯坦的解释。
影响投资和储蓄的因素投资与储蓄关系的进一步解释强调的是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有很多，比如奥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86)和费恩(Finn，1990)依据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白库斯等(Backus et al．，1992)以及白克斯特和克鲁西尼(Baxter and Crucini，1993)依据两国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了影响技术的生产率冲击和其他冲击。
尽管他们的分析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所有模型都发现，虽然存在着完全的资本流动性，但生产率冲击的存在可以解释投资－储蓄关系。同多恩布施和费希尔(Dornbusch and Fischer，1980)相反，这些模型解释了预期在短期投资与储蓄高度相关的原因。在这些模型中，投资一般没有因本国储蓄匮乏而受排挤，尽管这两者是由许多其他因素联合决定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随着各国条件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可能是高度相关的。
奥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86)还考察了人口因素是否具有类似的影响。
例如，劳动力增长可能导致储蓄和投资都增加。
但许多研究者如萨默斯(Summers，1988)、费尔德斯坦和白克塔(Feldstein and Bachetta，1991)等把增长变量加入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回归方程中发现，储蓄的效应未被削弱。
4．旨在促进投资的政策含义
增加本国投资是政府的一般政策目标，其原因虽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增加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大于私人收益率。在此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考察明显的开放经济中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对促进投资政策的影响。
首先要做出一项重要的区别，即短期和长期。我们知道，有各种原因可以说明储蓄与投资在短期是相关的，但这些原因与影响投资和储蓄的其他因素有关。这并不是说在短期储蓄率就是投资的一个限制因素。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找到初始刺激投资的最佳方式，而是在长期如何提高投资率。
答案关键取决于在金融市场上(不同地区可获得的收益率趋于相等)是否存在非套利条件；如果存在非套利条件，存在的是哪种非套利条件。一个重要的始点是无担保利息平价。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那么，至少在短期和中期，我们会有图2所示的结果。储蓄与投资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储蓄行为的外生变化只通过对价格水平或汇率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投资。
在长期，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动平衡趋势。但是，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因为储蓄行为的变化，至少多恩布施和费希尔(Dornbusch and Fischer，1980)模型的结论是如此。
实际上，储蓄曲线在图2中的位置取决于财富水平。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外国资产和财富水平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将使储蓄曲线向右移动，直至它与投资曲线在收益率r处相交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储蓄率会制约投资率；二者的长期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是如此。因此，政府要想长期提高投资率，就应当把目标直接对准投资，而不是通过储蓄间接影响投资。
然而，无担保利息平价假设一直是受广泛检验的对象。这种检验显然难以操作：因为它是以预期术语表述的，只能用预期形成模型进行联合检验。不过，最近伊萨德(Isard，1995，p．88)的研究总结了这类实证分析的最终结果：“联合检验无担保利息平价假设和期货现货汇率的预期水平是实际期货现货汇率的无偏预测假设是可能的……广泛检验合理地拒绝了这种联合假设。”
然而，对这种纯粹无担保利息平价假设的拒绝并不足为奇，而且汇率理论文献提出了很多原因说明它在实践中不完全成立。
但是，这些原因很重要。例如，费尔德斯坦有关套头交易的观点是否可能意味着非套利条件不存在?如果非套利条件不成立，费尔德斯坦的结论就可能是正确的：投资的增加只能通过储蓄的增加来融资。
在现实中，这种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足够多的非投机性资金以使各地区的甚至是调整后收益率相等。
然而，对于纯粹形式的无担保利息平价条件为什么不成立，也有其他一些解释。其中，重要的一种解释依据的是有关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在该模型中，位于不同国家的资产彼此间不能完全替代，结果，这些资产需要不同的风险酬金。
因此，就有可能存在一种更为一般形式的非套利条件(类似于无担保利息平价条件)，但这时的准确收益率要根据每一地区的风险水平进行调整。
这种模型中的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如何呢?就我们的目的来看，关键的问题是在利率既定的情况下，一国可利用的资金供给是否是完全弹性的(如图2所示)。
在不同的资产以及不同的国家风险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各国的实际必要收益率事实上很可能是不同的，即不再是一种单一的“世界”利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某一特定国家的资金供给不是完全弹性的；而只是说明该国的实际收益率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倘若如此，我们仍然处于图2所示的情况，但实际收益率r的确定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结论即政府应当把目标直接对准投资率而不是通过储蓄间接影响投资，仍然成立。
虽然旨在检验国际金融市场中非套利条件的实证性文献很多，但是，关于一国的实际必要收益率是否随着资本输入水平的增加而提高这个问题的经验证据寥寥无几。这可能说明不存在有关完全弹性资金供给曲线假设的经验证据。
不过，我们值得简要考察一下这种情况：一国的资金成本随着资本输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其原因之一是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在本国经济中的投资越多，他们面临的本国风险越大，因而他们要求的收益率越高。
例如，考察本国储蓄的外生增加可能是由补贴引起的情况。这表明，相同水平的投资可以通过较低的净资本输入来融资。反过来，较低的资本输入可能降低必要收益率，这可能会刺激投资，但也可能引起本国储蓄相应减少。
相反，补贴投资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输入，是增加投资的有效途径。这种资本输入也可能是由补偿较高风险的较高收益率(补贴后)所吸引。
这表明，对储蓄和投资进行补贴(或减税)都可能是刺激投资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储蓄补贴还是对投资补贴，这种选择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弹性、补贴的额外成本(取决于补贴之前的补贴流量规模)以及谁接受这种补贴(储蓄者是本国居民，而投资者可能是外国居民)。鲍德威和威尔德森(Boadway and Wildasin，1994)分析储蓄流量总量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储蓄对收益率的弹性很小。这说明实现储蓄既定增长所需要的补贴率相对而言可能很高，它要对投资发挥作用(就资本输入国而言)还要取决于资本输入弹性：资本输入弹性越高，对投资的影响越小。
在完全弹性情况下(如图2所示的无担保利息平价)，对储蓄的补贴不会影响投资。然而，倘若弹性很低，本国储蓄会取代资本输入，减少资本输入，从而降低其必要收益率：正是它刺激了投资。
邦德和杰克森(Bond and Jenkinson)研究了总投资的弹性，该弹性很可能也不太高，但可能比总储蓄弹性高。
总之，对储蓄和投资进行补贴或减税的相对好处取决于这些流量的规模、它们对收益率的反应程度以及资本输入对收益率的反应程度。不过，核心问题通常是后者：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资本输入的实际必要收益率随着资本输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倘若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论点实质上就是古典小型开放经济的论点，即支持直接对投资进行补贴而不是对储蓄补贴。
实际上补贴资本输入的成本比较低廉，因为它们既相对有弹性，又相对较小。因此，在实践中通常以特定方式对某些内流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补贴。
不过，一般来说，需要补贴的是净资本输入，而这种补贴的管理比较困难。
5．外流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投资
倘若人们认为本国投资水平低于其社会最适水平，自然就会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资本外流所致。
的确，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是外流的资本流量有降低本国投资水平的倾向。依据简单的小型开放经济和完全竞争理论范式，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经济中的投资水平取决于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和必要的“世界”收益率。
资本外流可能被相应的资本内流所取代。正如格拉海姆和克鲁格曼(Graham and Krugman，1995)所说，对资本外流的总体影响几乎是零。
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外流外国直接投资(与外流外国证券投资相反)一对一地减少本国投资，也就是说，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增加1元使本国投资几乎减少1元。这是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b)的不同凡响的论断。
费尔德斯坦的方法是基于他和霍里欧卡所使用的方法，即他采用上述第2节描述的回归方程加上两个解释变量：外流和内流外国直接投资分别占GDP的比率。德威卢克斯(Devereux，1996)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资本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流动)并没有包括本国跨国公司在外国的全部投资，因为这种投资的一部分通常是在东道国融资的。
在下面的讨论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异。
费尔德斯坦以类似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模型的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以10年左右为一个时期计算出平均值，然后进行横截面回归估计或短期典型调查回归估计(后者使用每一国家的两个观测量)。
一般来说，本国储蓄的系数不受方程加入内流和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利用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系数在－1．42～－1．73之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与0有显着性差异，而与－1没有显着性差异。相比之下，当外国直接投资包含保留收益时，内流外国直接投资的系数从0．47到0．8；当外国直接投资不含保留收益时，其系数从2．18到2．38(这两种回归分析的样本不同，因为为数很少的国家可以得到保留收益的数据)。就第一组回归分析来看，标准误差很大，表明其系数与0或+1没有显着性差异。就第二组回归分析来看，其系数与0有显着性差异，而与+1没有显着性差异。
费尔德斯坦认识到这些估计值的内生性问题，在上文中以储蓄－GDP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缺乏可利用工具的情况下，费尔德斯坦试图通过在方程中加入其他项来削弱可能的内生性倾向，其中包括表明这个国家是不是欧洲国家的虚拟变量、该国的大小、该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以及该国的平均增长率。包含了这些项之后，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系数减少到接近于1：一般结果是－1．17，标准误差为0．47；内流外国直接投资的系数减少到接近于0，不过标准误差一般很大，使得系数与+1没有显着性差异。
基于这些结果，费尔德斯坦对上述效应做出如下判断：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增加1元会使本国投资几乎减少1元。
在费尔德斯坦的回归分析中，没有指出内流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重要性，令人费解。倘若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本国投资可利用的资金，那么，基于同样的论据，内流外国直接投资应当增加本国投资可利用的资金(也就是说，外国企业通过海外融资从事本国投资)。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内流外国直接投资与回归方程中的增项呈共线性，可能会降低系数的显着性。
由于这个结论比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的结论更新，所以，它也会同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之后的文献一样受到一系列检验。使用类似于费尔德斯坦所用的资料所得到的初步结果表明，这些结论难以成立。例如，选择稍微不同的国家样本就可能使估计系数和标准误差变化很大。
总之，对费尔德斯坦－霍里欧卡最初方法的批评也适用于这项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它仍然难以解释这些系数，因为这种回归方法不是依据投资结构模型推导出来的。尽管费尔德斯坦在投资模型中加入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变量，但其结论依然无法准确地解释外国直接投资项。
不过，重新考察费尔德斯坦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是必要的。就这些结果来看，费尔德斯坦认为，分隔的世界资本市场主要适用于证券投资资本。也就是说，证券投资者(或他们的中介机构)有机会在海外投资，但他们大都没有这么做。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通常会套期保值以防货币风险，这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净资本流量都大大小于毛资本流量。然而，处于种种原因，跨国公司会选择投资于海外。
从这种投资是在本国融资的意义上说，这种投资就形成了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并利用了本国储蓄，减少了本国投资可利用的本国储蓄。由于外流证券投资资本流量受到分隔资本市场的限制，本国投资最终会受到制约。
对投资可利用的资金的限制既适用于单个企业，也适用于总体水平。就单个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费尔德斯坦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融资行为模型。该企业实质上是在居住国筹措资金的能力受到了限制。然而，通过在海外筹措资金，可以扩大整个公司的预算限制。
这可能反映出需要对外国活动进行套期保值，或在东道国按低利率借款的能力。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费尔德斯坦考察了跨国公司投资排挤纯粹本国企业投资的可能性：在储蓄供给固定的极端情况下，跨国公司把储蓄用于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必定会降低其他企业的本国投资。
6．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
跨国公司的大部分海外投资都是在当地(即东道国)融资这一点在费尔德斯坦的论据中非常重要。有关美国拥有的海外联属公司的资料表明，这类联属公司的资产大约只有20%是在美国融资的，约有18%是由保留收益融资的，53%是当地债务，9%是当地股本。
可是，当地债务融资的外国活动，其扣除支付利息和税后的收益则归本国居民(而且由于支付的利息在税收上一般是可扣除的，所以付息成本相对较低)。这种活动使本国的国民收入总额增加。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c)的计算结果显示，当地融资的外国活动的收益大大超过了表现为减少本国投资的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
按照这种方式推理，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a)得出税收政策的内涵。
他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资本所得最适课税的标准经济理论表明，每个国家应就在海外取得的扣除外国税收后的利润征税。有关国际资本流动最适课税的文献越来越多。
在小型开放经济情况下，这类文献的观点倾向于按居民原则征税，在这种税制下，资本输出的收益在扣除外国税收之后，应当按本国投资适用的相同的本国税率征税，而资本输入则应全部免税(Richman，1963；Feldstein and Hartman，1979；Gordon，1986；Razin and Sadka，1991)。这类文献没有研究本国投资的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探讨“不完全”开放经济的情况。倘若如此，所有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在征收本国税收之前而在征收外国税收之后)是相等的。
可是，在实践中，政府一般采取的是一种对跨国公司很慷慨的政策，或者对外国税收抵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所得汇回时才征税)，或者对外国来源所得免税。
最适税收理论表明，抵免比扣除更优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考察这样一个例子：一家企业在外国当地取得100元，按25%的税率缴纳外国税收。
假定本国税率是33%。按照扣除制度，本国应当对扣除外国税收后的所得(即75元)按33%征税，投资者的税后所得是50元。按照抵免制度，本国按照33%的税率对原始所得100元征税，然后减去在外国缴纳的25元(即抵免额)。所以，本国应征的税额是33元－25元=8元，投资者的税后所得是67元。费尔德斯坦对他的结论所作的解释说出了这种政策的根据。用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a，p．28)的话说：“旨在增加美国国民收入的税法设法鼓励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每一美元美国资本利用大量外债的投资。”
可是，这种设想引出了许多问题。首先，经济理论说明的跨国公司从事本国投资与外国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倘若费尔德斯坦的实证结果被接受，是否还有其他理由解释本国投资与外流外国直接投资之间为什么是负相关?其次，如果跨国公司受到可利用资金的限制，那么，必须采取何种限制形式来解释可看到的融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对第三个问题很关键：如果来自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取决于在海外筹措的(特别是以债务形式筹措的)资金数量，那么，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对费尔德斯坦构建的模型的逻辑推理是税收制度应当鼓励外国融资，而不是应当鼓励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只因为它们可能利用外国融资。
下面依次简要讨论这些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是由跨国公司从事的投资。
研究跨国公司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与纯粹的本国公司不同。倘若它们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外国跨国公司会认为进入本国市场是有利可图的呢?在另一国家做生意会有成本，比如通讯成本、交通成本、语言障碍等等。
应当有理由假定，如果跨国公司同本国企业相比还具有其他优势，就会只投资于本国市场。
不难想像跨国公司可能具有的其他优势，而且有大量的理论文献集中分析了这个问题(Markusen，1995)。大多数文献都是根据达宁(Dunning，1977，1981)提出的“OLI”框架展开讨论的。达宁认为，跨国公司要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条件，简称为所有权、地点和内在化。
所有权优势包括如研究与开发成果、新产品或新工艺、驰名商标或质量信誉等，这些是其他企业所没有的。有证据表明，跨国公司所占比例高的行业，其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支出、科技人员以及产品差异等的比例高。结果，它们的无形资产占有形资产的比率可能就高。这些资产很可能是“知识型的”企业专有资产，比物质资产更容易带走。
他们还具有“共用品”特征：在某一工厂应用的研究与开发成果，企业也可以把它用在另一工厂。
本国经济还具有一种地点优势，它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公司会选择在这投资而不是在别处。这大概与产品生产成本或接近最终市场密切相关。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半成品和制成品的运输成本，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本国经济中容易找到合适的劳动力。
第三个条件是内在化，它虽然比较抽象，但很重要。在一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仅具有所有权和地点优势，还不足以具备从事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件。跨国公司还要做出另一种选择，即准许一家本国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或使用某种生产工艺，也可能把经营计划卖给不同的企业而不拥有或控制这种经营。
这是企业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例如，福特公司是从独立的厂家购买其汽车所需的零部件，还是完全购买这家企业，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大量文献作了讨论，都与企业的融资问题密切相关(Hart，1995)。
然而，拥有经营计划的企业与潜在的获得许可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后者对这种计划的价值没有把握。对跨国公司来说，与潜在的获得许可企业签订任何合同都没有它自行生产有利。
上述对研究跨国公司的文献所作的简要总结表明，即使不考虑融资限制，本国投资与外国投资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关系。这些可能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纯粹的本国企业在外国市场上认准一个新的机会。
在海外生产以供应该国市场费用更省：对本国投资没有影响。
第二，成本发生转移，表明在外国生产比在本国生产更便宜：对本国投资产生负效应，即外国投资增加可能一对一地减少本国投资。
第三，内在化因素变化，使得在海外生产比许可第三方生产更廉价：对本国投资没有影响。
第四，企业打算生产一种新产品，这需要一种中间产品，比如需要通过研究与开发来设计；研究与开发发生在本国，而最终产品的生产发生在外国：本国投资与外流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
这些方面表明，本国投资与外国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随着投资的特征不同变化很大。这些可能性使得基于十年平均的总体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很难解释清楚，特别是当估计方程不是源于结构模型时更是如此。
即使把其他可能的模型放在一边，费尔德斯坦的融资限制模型就可信吗?似乎有理由认为，公司在筹措资金时面临着整个世界的成本曲线；如果融资成本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单个企业可能会“受到限制”。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跨国公司利用的当地资金所占比例很高。一种可能是企业宁愿在当地筹措资金，因为这会使投资的外币收入保值。
以同样的货币支付给金融家会降低货币风险。然而，问题是为什么以当地融资的外国投资如此之少?还有一种可能的答案：如果母公司也提供股本资金，当地债务融资的成本就会降低；除此之外，这还表明该项目具有很大价值。
所以，很可能存在着貌似有理的模型，可以解释跨国公司的融资格局，与费尔德斯坦对其自身结果的解释相一致。
然而，即使他的解释被接受，他的政策结论即外流外国直接投资鉴于其产生的总体收益而应当相对课以轻税是可取的吗?这更加密切地取决于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
例如，一个跨国公司看到了在国外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按照费尔德斯坦的理论，假定如果它在本国融资，本国投资就会减少。
那么，最适政策是鼓励这个项目，但只能在当地融资，最好是利用债务融资。只要全面禁止外流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当地融资的外国投资低课税甚至补贴即可实现这种政策。低课税或补贴甚至可以用来补偿因母公司没给资助而增大的当地融资成本。
当然，这种策略不可能得到邻国的赞同，但这比单纯鼓励外流外国直接投资更符合费尔德斯坦所提出的模型，因为在过去，这种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与很高的当地融资相伴。
7．结语
本文论及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许多税收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是要考察各种税收政策如何影响本国储蓄水平、本国投资水平以及资本输入和输出流量。尤其是本文重点分析了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4a)倡导的税收政策。
费尔德斯坦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原因是多方面的。
例如，他认为本国储蓄与本国投资间的高度相关隐含一种很高的“储蓄保留比率”，反过来，这意味着本国投资如果没有相应增加的本国储蓄为其大部分融资就不能增加。但是，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他若干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这两者相关。诸如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长期自动平衡趋势、同时影响储蓄和投资使之在较短时期内产生联系的其他因素。
对于一个旨在刺激投资的政府来说，还存在着若干重要的经验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当期实际收益率条件下，是否存在一种接近完全弹性的资本输入供给。倘若近乎于这种情况，则为了实现既定的投资增加，补贴投资比补贴储蓄更有效。
在长期，储蓄与投资很可能大体相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补贴储蓄和投资。
相反，如果在短期投资增加，那么，在长期，储蓄可能自动增加到与较高投资水平相适应的水平。
费尔德斯坦对用来证实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投资影响的经验结果的解释，人们也有可能提出异议。
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外流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外融资的程度。如果世界资本市场是分隔的，那么，利用外国储蓄来筹集投资资金可能有益于本国经济。但出现的问题是：当地融资的外国投资比例如何确定。依赖于两种因素之间的明显稳定的关系来补贴一种因素(外流外国直接投资)以取代另一种因素(当地融资的外流外国直接投资)，这种税收政策很难奏效，而且容易造成经济中的低效率。
一个古老的例子就是“窗税”，以房屋的窗户多少作为房产价值以及所有人财富的衡量标准。据此征税的结果无疑就是促使人们把窗户封掉。
小型开放经济与财政政策(Small Open Economy and Fiscal Policy)
大型开放经济与财政政策(Large Open Economy and Fiscal Policy)
Adler, M. and B. Dumas, 1983,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Choice and Corporation Finance: A Synthesis, Journal of Finance 38.
Argimon, I. and J. M. Roldan, 1994, Saving,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n EC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8.
Artis, M. and T. Bayoumi, 1989, Svaing, Investment,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MF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89.
Backus, D. K. , P. J. Kehoe and F. E. Kydland, 1992,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
Baxter, M. and M. J. Crucini, 1993, Explaining Saving-Investment Correl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Bayoumi, T., 1990, Svaing-Investment Correlations, IMF Staff Papers 37.
Boadway,R.and D.Wildasin,1994,Taxation and Savings: A Survey,Fiscal Studies 15.
Bovenberg, A. L. and R. H. Gordon, 1993, Why is Capital so Immobile Internationally? Possible Explanat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Income Tax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hirinko, R. S., 1993, Business Fixed Interest Spending: A Critical Survey of Modelling Strategies, Empirical Resul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1.
Devereux, M. P., 1996, Investment, Saving, and Taxation in an Open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2.
Dornbusch, R. and S. Fischer, 1980, Exchange Rate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Dunning, J. H. ,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B. Ohlin, P. O. Hesselborn and P. M. Wijkman,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Macmillan.
Dunning, J. H., 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eorge Allen & Unwin.
Engel, C. and K. Kletzer, 1989,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an Open Economy with Nontraded Goo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0.
Fazzari, F. M., R. G. Hubbard and B. C. Petersen, 1988,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
Feldstein, M.,1983,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Short Run, European Economic Re vie w 21.
Feldstein, M., 1994a, Tax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NBER Working Paper 4851.
Feldstein, M., 1994b, The Effects of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Domestic Capital Stock, NBER Working Paper 4668.
Feldstein, M., 1994c, Taxes, Leverage and the National Return on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4869.
Feldstein, M and P. Bachetta, 1991, National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D. Bernheim and J. Shoven, eds. , National Saving and Economuc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ldstein, M. and D. G. Hartman, 1979, The Optimal Taxation of Foreign Source Invesmtnet Inco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4.
Feldstein, M. and C. Horioka, 1980,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pital Flows, Economic Journal 90.
Fieleke, N. S., 1982, National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Saving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Finn, M. G., 1990, On Savings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9.
Frankel, J. A., 1991,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n the 1980s', in D. Bernheim and J. Shoven, eds. , National Sav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ankel, J. A., 1992,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A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French, K. R. and J. M. Poterba, 1991, Japanese and US Crossborder Common Stock Investment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
Gordon, R. H. , 1986, Taxation of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a World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Graham, E. M. and P. R. Krugman, 199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art, O.,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ard, P., 1995, Exchange Rate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usen,J.R.,1995,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Murphy, R. G. , 1986, Productivity Shocks, Nontrade Goods and Optimal Capital Accuml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0.
Mussa, M. and M. Goldstein, 1993, The Integration of World Capital Markets, in Changing Capital Markets: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Kansas City.
Obstfeld, M., 1986, Capital Mobility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ory and Measurement,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24.
Obstfeld, M., 1991, Comment, in D. Bernheim and J. Shoven, eds., National Sav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bstfeld, M., 1993, International Mobility in the 1990s, NBER Working Paper 4534.
Razin, A. and E. Sadka, 1991,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Gains from Tax Harmonisation, Economic Letters 37.
Richman, P. B., 1963, Tax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come: An Economic Analysis, Johns Hopkins Press.
Summers, I.. H., 1988, Tax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J. A. Frenkel, e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Fiscal Polic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esar, L. L., 1991, Savings,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