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理论的历史回顾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950页（8298字）

【内容介绍】：

公债这种国家信用，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然而形成比较系统的公债思想大概只有200多年的时间。

在公债理论走向成熟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把公债思想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公债论、公债有害论、公债有益论和公债负担论，并加以简要评述。

1．早期公债论

我们把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关于公债的观点笼统地概括为早期的观点。早期观点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公债的理论，而且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如弗朗斯瓦·魁奈和达芬南等都只是在论及其他经济理论时略微触及到一点公债的内容。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因为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公债的理论。

在这本书中他不但把公债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第一阶段从罗马帝国诞生到15世纪，第二阶段以现金缴纳的税收用来偿还公债，第三阶段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办和信用货币的流动开始的阶段(Steuart，1767，p．351)，而且还明确地分析了公债的经济效应。

首先，斯图亚特从公债与私债的关系上论述了公债对经济的无害性。他认为虽然公债和私债具有许多类似点，但区别在于私债由私人自己担负一切责任，而对于公债则不负责任。所以，私债会影响私人的经济状况，而公债则不会给家庭的繁荣带来影响。

其次，斯图亚特认为，公债发行不是危险的事情。这是因为，第一，公债在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创造商品这点上具有生产的作用，因此，公债具有生产性；第二，公债只限于人民持有，不会侵害别人的财产，不会成为一般人民的负担。

再次，关于公债的发行限度，他认为政府的借款能力可以是无限度的，因为政府可以不断地向其债息的领受者征税，从而为偿还进一步的借款提供必要的财力。因为这些税收“可以重新抵押给一批新人，后者将保持债权人的身份”(Steuart，1767，p．633－634)。

因此，他认为支付公债利息的数额大体上可以达到税收总额。

尽管斯图亚特对公债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观点，但是他的思想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许是由于在其着作发表九年之后所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面简称《国富论》)的光辉过于强烈而使斯图亚特的理论显得暗淡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在大多数研究公债理论的文章中对于公债理论的回顾都是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开始的。

2．公债有害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使其后来赢得“政治经济学之父”、“财政学之父”美誉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

《国富论》的出版也标志着古典学派的诞生。公债的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大卫·休莫，而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公债有害论。

古典学派的公债有害论突出表现在公债侵蚀资本这一观点上，对此观点几位代表人物都有过论述。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5篇的第3章中明确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公债实际意味着“年产物的一定比例不再起资本的作用，而是转而起收入的作用”(斯密，1981)，他反对把公债说成是一种特殊资本而有利于生产的观点。他说：“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政府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它已经不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那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再生产什么。”“当政府为开支政费，以当年未用作担保的赋税筹措收入时，人民收入的一定部分，只不过是从维持某种非生产性的劳动，移来维持他种非生产性劳动罢了。……当国家费用由举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从而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再生产性劳动。

”就借贷资本家来说，“其贷与政府的资本，虽有所取偿，但就整个国家来说，却无所取偿。如果他们不把这资本贷与政府，那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或年生产物，就有两份而不是一份了。”(斯密，1981，第488页～第489页)

萨伊则从私人债务有别于政府债务的角度说明了政府借债会侵蚀资本。他指出，“个人借贷者与政府借贷者有这个大区别，即一般地说，前者为着有利用途而借资本，后者为着非生产性消费或开支而借资本。国家举债的目的，或是满足意料不到的需要，或是满足非常紧急的需要。这两个目的说，借款可能是有实效的，也可能是无实效的，但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所借的款项都是全部消费掉或损失掉的价值，但国家却一直负担它的利息。

”(萨伊，1982，第536页)总之，萨伊的公债论认为，公债所筹集的资金，使国家一部分民间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非生产性消费方面，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

李嘉图在公债侵蚀资本这个问题上同萨伊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认为，公债是掠夺生产资本化为死亡资本，“国家债券持有人的资本不可能变为生产性的，它实际上并不是资本。即使他出售债券，并将所得到的资本用在生产上，他也只是通过使购买他的债券的人的资本离开一种生产行业的办法才能办到。”(李嘉图，1976，第212页)

总之，古典学派关于公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债侵蚀私人资本；

第二，公债发行要比当前征税痛苦小一些，故不平衡的预算扩大了政府行为并引起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

第三，公债使得未来征税更加困难；

第四，公债融资是有成本的，用这种方式融资的公共项目具有双重支付——其一是所发生的利息支出，其二是公债的分期还本；

第五，公债导致了通货贬值。

3．公债有益论

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越来越强，公债有害论也随之被公债有益论所取代。

公债有益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阿瑟·赛斯尔·庇古、阿尔文·汉森、阿巴·普塔契亚·勒纳和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公债有益论。

公债有益论提出公债有益的第一个主要论据就是公债对于一国的经济是有益的，它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有利于扩大就业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

凯恩斯认为，经济之所以出现危机就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公债则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良策，政府可以通过举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保证政府用于增加社会消费和投资的资金需求。

他说“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我们用‘举债支出’一名词，包括政府用举债方式来兴办的投资事业，以及其他用举债来维持的经常支出。

……‘举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举债目的是为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不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

”(凯恩斯，1981，第109页)在这里，凯恩斯的推理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利息率相互作用造成投资需求不足，使一部分国民收入从社会再生产中“漏出”而造成呆滞资源，从而使储蓄大于投资，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国家用举债的形式把这部分呆滞资源动员到国家手中，再用扩大财政支出的形式用一增加社会消费或投资。这样，就恰好实现了储蓄与投资平衡，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这自然会促进经济无危机地稳定发展，会使社会致富。

有“福利经济学之父”美誉的皮古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国家财政的经济支出应当用公债来弥补。他把用于经济支出的公债区分成了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用于兴建有利可图的生产企业的公债，既然是有利可图的企业，因此这种公债的还本付息也就自然要用其生产成果来负担，国家也就不必为此而担忧。第二种是用于生产无利可图的生产企业的公债。

这种企业虽然无利可图，但其往往是国民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企业，而这类企业私人当然不愿投资，所以必须由政府投资。但是政府用公债投资的这种支出，应该有专项基金保证其还本付息，这种专项基金就是“用新税建立的偿债基金”。第三种是在经济不景气时用于兴建公共工程的公债，这种公债可以有效地扩大就业，防止失业率的提高。

汉森与萨缪尔森的观点就更为明确。汉森认为，在国家财政支出日益庞大的情况下，如果只靠税收就必然造成通货紧缩和失业，所以必须要依靠借债来保证一部分财政支出。

他认为有两类支出可以大量使用公债来融资。一类是国家用于非生产性公共项目的支出，如国家公园和公共建筑等，这类支出虽然不具有生产能力，但是它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收益；另一类是国家用于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支出。

他认为要维持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需要相当的、足够数量的总需求，就必须举借适当数量的公债。他还探讨了增长与公债的作用，指出“公债、税收和货币供给的变动都是平衡机制的组成部分，……公债的有限增长刺激了财富的更广泛的分配，因为新发行的公债被节俭的机构所购买，……公债是一种公共政策机制，它是控制国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并使税收结构与所得分配保持一致”(Hansen，1941，p．184－185)。

萨缪尔森则认为，公债是国家贯彻执行补偿性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的有力武器。他说：“如果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我们处于‘长期停滞’，私人储蓄与投资常常造成通货收缩的缺口，那么，只有使公债长期增加才能维持稳定的高度就业。”“大量的公债给‘联邦”提供大面积的回旋余地来从事大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以便稳定经济。”(萨缪尔森，1979，第530页～第534页)

公债有益论的第二个论据就是公债不是后代的负担。

他们认为从没有减少将来的总可支配收入来看，公债发行对将来世代一点也没有净负担。从民间部门向政府部门的商品和劳务的转移，民间部门商品和劳务的减少，无论是公债还是税收都是相同的。

因此，同税收相比，公债不会成为负担。公债也好，税收也罢，实际负担都是产生于政府支出时期。用公债取代税收的经费负担不能转嫁到将来。

但是，在公债发行之后，公债本金的返还和利息支付义务的确留给了将来世代，这一点与税收融资是不同的。

可是，这种公债本金的返还和利息支付义务决不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净负担。因为，为公债返还而征收的必要的税额是由同一世代的人们缴纳的。

而且，公债继续增加，使得利息负担增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公债发行的国民收入增加，税收的增加会超过利息负担”。(砂川良和，1980，第160页～第161页)

对于上述这种观点，皮古在《财政学研究》一书中就曾有过论述。他指出，用借款支付的任何事情的费用，由未来的一代人承担，而用赋税支付的费用，则由现代人负担。这种理论虽然在25年以前可能会得到支持，而现在无论在何种场合，人们都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向外国人举借的债款，确实引起由还本付息所代表的借款国家下一代人的负担。但是，国内公债的利息和偿债基金，只是从这一批人民转移给该国的另一批人民，两批人民合到一起——未来的一代作为一个总体——完全没有什么负担(Pigou，1947，p．38)。

勒纳和萨缪尔森也有类似的论述。勒纳(Lerner，1961，p．140)认为“耗费资源的项目是在他们耗费这种资源的时期需要这种资源，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之后”。他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当代人把负担转移给后代人，即“我们可以通过削减我们的资本资源的投资来使未来穷困”。

萨缪尔森(萨缪尔森，1979，第346页)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一代人把负担加在另一代人身上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耗尽当前的国家资本存量或者通过不增加对资本存量的有用的投资增量。”但是，政府发行的公债没有减少资本资源，那么，公债也就不会成为后代人的负担。

总之，凯恩斯学派的公债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债无害而有益；

第二，公债不是后代人的负担；

第三，就内债而言，不存在公债负担；

第四，公债可以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

第五，国家的资产和负债可以相互抵消。

4．公债负担论

新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是在批判凯恩斯学派公债理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M·布坎南、弗朗科·莫迪利亚尼和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等。

新古典学派在公债有益还是有害这一问题上虽然没有做出简单的回答，但是反对凯恩斯学派的公债有益论，认为对公债的经济效应应做出具体的分析；同时，新古典学派也反对凯恩斯学派的公债“非负担”理论，认为公债的实际负担转移给了后代。

布坎南(Buchanan，1958，p．34－35)在他的《公债的公共原则》一书中批判了凯恩斯学派的“非负担”的观点。他指出，公债的负担并不是由现代人的“牺牲”所负担的，而是转移给了后代。他在书中批判了“支付了公共项目，那么这一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用途在这一时期就要被牺牲”的观点。

他说“如果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购买政府债券，那么假设他这么做一定是向着有利于他的效用的方向运动”。因为这对于所有债券购买者都是正确的，那么“把所有这些零或正的(效用)值加起来得到的一个总的数值就不可能是负的”。

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个体经济单位总和的这种经济，当产生公债时不存在牺牲和负担”。

莫迪利亚尼认为，公债发行通过减少民间资本形成而减少将来的国民收入。在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情况下，公债融资会等额地减少民间资本形成。而且在将来时点上，这种民间资本的减少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国民收入损失。

可是，征税与举债的情况不同，征税只是使消费减少，换言之，征税比公债降低储蓄的程度小，对民间资本形成的抑制程度小。这种对民间资本存量的影响差异，变为对将来国民收入的影响差异，进而变为公债和税收的负担的差异。

米德则从公债对劳动和储蓄的刺激方面论述公债的经济影响时，提出了两个概念，即公债的皮古效应和卡尔多效应。所谓皮古效应(Pigou effects)，是指公债发行在经济不景气时具有扩大消费支出，而在经济景气时抑制消费支出的效果。所谓卡尔多效应(Kaldor effects)，是指公债发行可能导致劳动意愿、投资意愿下降以及资本积累减少。米德认为，公债的消除因皮古效应而使消费降低，引起储蓄增加，同时，公债的消除造成流动性减退，抑制企业家的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因卡尔多效应而引起的民间部门扩充资产的愿望，刺激了企业家进一步扩充企业，其结果，将生产更多的商品和劳务。

卡尔多效应此时是作为扩张效应起作用的，因而越发使投资需求增加。因此，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稳定价格水平的情况下偿还公债，经济的负担就会减少。

总之，新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公债既有利也有弊；

第二，公债应用于生产性经济支出；

第三，公债对当代人不是负担，实际负担转移给了后代；

第四，公债与私债基本是相同的；

第五，内债与外债基本是相同的。

5．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不同学派的公债理论。这些学派的观点都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每一学派的观点都有其严格的限制条件。

比如，斯密的公债有害论的条件是：(1)社会上没有闲置资金，(2)公债的主要发行对象是社会生产资本，(3)公债主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凯恩斯学派的公债有益论的条件是：(1)社会上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本，(2)公债用于生产性经济支出，(3)公债支出的经济效益大于公债到期的还本付息额或者是公债的支出项目有较高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文献考察(Econo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Debt：A Survey)

Buchanan, J. M., 1958, Public Principles of Public Debt: A Defense and Restatement, Richard D. Irwin.

Hansen, A. H., 1941,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W. W. Norton & Company.

Lemer, A. P., 1961, The Burden of Deb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ume XXXXIII.

Pigou, A. C., 1947, A Study of Public Finance, Macmillan.

Steuart, J., 1767,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cy in Free Nations, 2 vols.

斯密，198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版。

萨伊，1982，《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中译版。

李嘉图，1976，《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版。

凯恩斯，198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中译版。

萨缪尔森，1979，《经济学》，商务印书馆中译版。

砂川良和，1980，《公债经济论》，八千代出版株式会社日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