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的财政政策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188页（16476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中欧和东欧国家在经济改革初期阶段的明显特征是经济活动大幅度下降，而通货膨胀率显着上升。
这些情况的发生几乎与实行的财政政策或汇率制度类型毫不相干。附表1至附表3反映出始于1990年代初的改革以来，统计出来的产出下降了，通货膨胀率提高了。
虽然不太准确，但统计资料显示所有经济转轨国家的产出最初都大幅度滑坡。
所有经济转轨国家不论采取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论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经济改革初期都出现了急剧的产出下滑。这表明东欧国家陷入极度经济衰退的最终原因是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指令和控制机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转轨国家的经历开始发生变化：没有实行渐进政策而是走“大爆炸”改革之路的国家，经济恢复得比较早且比较快(例如波兰)；相反，实行宽松财政政策且改革步伐缓慢的国家，仍在等待着经济增长的恢复，而且往往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遇到更多的困难(如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除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出现了持续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实现财政平衡。巨额财政赤字是因为税基大大缩小而财政支出没有相应削减，而税基缩小又是由于实际产出下降和所有制结构变化所致。
由于大多数国家没有债务市场，财政赤字直接进入货币创造过程，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公共部门的赤字规模通常是解释铸币税收入、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重要因素。
此外，各国实施的汇率制度差异很大：波兰从1990年1月至1991年10月保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之后小幅度调整汇率，旨在大致钉住实际汇率。匈牙利从1989年以来采取了小幅度调整汇率制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缺乏外汇储备而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旨在钉住货币供给。
本文根据布迪纳等(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7，p．47－64)的研究将分以下几部分讨论东欧国家财政政策问题：第2节重点讨论财政政策在经济转轨中作用，第3节评价东欧国家的财政状况以及经济转轨初期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第4节把波兰和罗马尼亚作为富有意义的两种极端情况，分析他们的稳定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改革的经验。
2．财政政策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
2．1 概述
在中欧和东欧国家，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一直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障碍。改革初期，几乎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CEECs)都出现了巨额原始财政赤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转轨过程本身造成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除了税制改革早已起步的匈牙利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税收收入都急剧下降；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率和税基也下降了。
税基下降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严重衰退所致。
此外，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税务管理部门没有把私人部门的活动全部纳入征税范围之内，因此，公共部门的活动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因此，可以预见的私人部门的增长不仅要加强财政纪律，而且亟待改革税务管理。
再有，始于90年代初的大多数转轨经济，贸易自由化迅速，引起关税税收下降，而以前这项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很大。最后，大多数国家对公司税进行了彻底改革，结果，减轻了赢利企业的税收负担。
以前，利润的税负很重，但大量收入以后又通过补贴亏损企业而返回给企业部门。显然，这种新的制度虽然减少了收入，但大大提高了刺激效应。
与此同时，政府支出也大幅度削减。在大多数国家，有两项支出的削减最为明显，即补贴的明显下降和公共投资的锐减。显然，从政治观点来看，这两项支出的削减最为容易。然而，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率实际上都提高了，突出了社会保障改革这种政治上敏感问题的重要性。
总的来看，政府支出总额有了明显削减，但至少在初期，削减程度低于同时出现的收入下降程度，因而财政赤字迅速增加。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东欧国家存在着预算外资金，隐瞒了巨额公共部门支出，不把它们包括进来就会严重扭曲财政数字。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央银行按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给政府来弥补的。这种贷款当然会伴随着相应的货币增长，直接引起通货膨胀。不过，随着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的出台，取代中央银行融资的公债融资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国内证券发行主要有两类：第一，期限为1年以上5年以下的长期公债，主要直接取代了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的无效贷款，转换成明确的政府负债；第二，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库券，通常用来弥补赤字。起初，这些债券通常以低于市场利率发行的，但随着二级市场的发展，它们的利率已明显提高。实际上，弥补财政赤字一直很困难的国家其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很高。
这些国家由于实际利率大大高于实际增长率，所以，内债发行的成本很高而且持续上升，成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障碍。显然，内债市场的有限容量是财政赤字规模的又一限制因素，需要更加稳健的财政政策。
有些经济转轨国家外债负担过重，其中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情况最为突出。
在经济改革伊始，这三个国家的外债－GDP比率远远超过负债累累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按“布莱迪计划”削减债务之前的这一比率：保加利亚为162%，匈牙利为70%，波兰为82%，而例如墨西哥在1989初为60%。
这些外债大部分是经济转轨前留下的，但在东欧稳定货币开始前发生的产出下降和实际汇率贬值使其负担明显提高了。仅就利息支付来说，匈牙利的利息支付占GDP5%，而保加利牙和波兰分别为6．2%和4．5%(Sgard，1996)。
2．2 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铸币税与通货膨胀税
萨金特和沃勒斯(Sargent and Wallace，1981)早就强调指出，如果不通过适当削减财政赤字加以配合的话，通货膨胀的货币控制很难实现，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效果。本文采纳他们的分析方法，即把铸币税看作是财政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货币当局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提高政府债务的实际存量作为代价来抑制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最终是上升的而非下降。
其原因在于这最终会扩大债务规模，增加利息支付，从而需要时间更长的“铸币税”。因此，在分析宏观经济稳定努力时，评价财政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
许多实证研究没有发现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
然而，德拉兹恩和海尔普曼(Drazen and Helpman，1990)认为，如何最终解决这种不一致性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掩盖了二者间的基本关系，而这种基本关系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冯·威金伯甄(van Wijnbergen，1991)分析了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和依据政府预算限制推导出来的条件，据此制定的一项可持续的计划表明，因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不成功而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是财政赤字可能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机制。他还阐明了外部冲击如何破坏财政政策与以汇率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目标间的一致性，从而导致储备下降，间断性汇率变化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如今，普遍认为财政问题是东欧国家1989年以来持续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也不例外，但看法稍有不同。
赤字需要削减，但对于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来说要削减多少呢?转变融资结构、外债管理或汇率政策对赤字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东欧国家，建立回答这些问题的框架会面临特殊问题，因为改革后的数据时间很短，而改革前的数据又因经济结构的巨变而不能使用。阿南德和冯·威金伯甄(Anand and van Wijnbergen，1988，1989)针对土耳其经济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框架，用来估价不可持续债务和赤字政策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
布迪纳和冯·威金伯甄(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6a，1996b，1996c)利用这种方法对若干反通胀政策不太成功的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的财政根源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肯定了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特别是曾一度把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政部门，履行准财政活动。
2．3 财政可持续性
彼特(Buiter，1996)估价了CEECs和前苏联(FSU)国家的公共部门偿债能力。
这里也使用这种方法，其数据包括了1995年和1996年的数据。
这种方法是阿南德和冯·威金伯甄(Anand and van Wijnbergen，1988，1989)模型的简化形式，并假定还没有拖欠，当年债务－产出比率没有超出一国的“支付能力”。因此，这项研究是检验实际利率、实际增长率以及原始赤字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与至少不让债务－产出比率再提高相一致。
这里，首先从跨时预算限制开始，界定财政可持续性：
△b=(r－n)b+pd－o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b——实际公债－GDP比率的变化
r——实际利率
n——实际增长率
pd——原始赤字占GDP的比率
σ——铸币税收入占GDP的比率
这里假定政府希望把公债－GDP比率稳定在某一目标值上，计算出把公债－GDP比率稳定在这一特定值上所需要的原始赤字。如果实际原始赤字≤可持续的原始赤字，那么，就可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可持续性财政政策。
因此，假定上述公式中的△b=0，这可以推导出与保持债务－产出比率在既定水平上相－致的原始赤字(结余)。
就这种可持续性的计算来说，需要三个参数。
首先需要决定在长期可持续的全部公债－GDP比率的目标值是多少。假定政府希望把其公债－GDP比率稳定在其当年水平上，其原因如上所述。
其次，需要直接有一个长期实际利率与实际增长率间的差值。用1%(乐观情况)和5%(悲观情况)来简单模拟这个差额。再次，还需要在每一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既定的前提下估计长期铸币税的值。
布迪纳和冯·威金伯甄(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6a，1996b，1996c)业已估计了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铸币税收入的长期拉弗曲线，而且也曾根据这种估计的拉弗曲线计算出上述三国通货膨胀率为10%～15%情况下的长期铸币税收入(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5，1996，1997)，其中，波兰为2%，罗马尼亚为0．7%，保加利亚为2．65%。至于其他国家的铸币税收入，取上述三个国家的平均值(2%)。
最后，针对有效实际利率与有效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额计算出可持续原始赤字，其中，有效实际利率取决于本国和外国的实际利率以及债务结构。
这种所谓的“短视”可持续性测度标准主要用来说明当年财政状况，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实际增长率差额比在较长时期可能预期存在的差额不是大得多就是小得多。
3．财政可持续性、通货膨胀稳定与增长复苏
本节实证分析15个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状况，试图弄清实行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与陷入财政困境的国家以及不可持续或处于“边界情况”的国家之间在通货膨胀和增长情况上是否存在着差异。
估计1991年～1996年间15个经济转轨国家长期和短期的可持续原始赤字，这些国家包括中欧和东欧的七个国家，前南斯拉夫的三个国家以及前苏联地区的五个国家。
表1概括了对15个经济转轨国家财政状况的估价结果。
根据可持续原始赤字和实际原始赤字之间的差额，把这些国家划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实行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其实际原始赤字(结余)低于(高于)可持续赤字(结余)，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发生一年。第二组包括“边界情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存在着差异，但他们是否还会坚持下去尚不明朗。第三组包括显然实行不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这些国家要实现可持续性显然需要进行大规模财政调整。
在附表4至附表6计算了单个国家在1991年～1996年间的可持续原始赤字。表1仅概括了长期乐观情况和有上一年度数据的每一国家的短期可持续原始赤字，第三栏列示出该年度的实际原始赤字。
表1所示的三分法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匈牙利应该移至可持续一栏，但是，为了避免有些国家是最新资料而有些国家不是最新资料所造成的任意性，仍然把它置于“边界”一栏。
保加利亚从长期标准来看是可持续的，但从短期标准来看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在1996年其原始结余高达9%以上。然而，这种原始结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与银行解救和企业间清算拖欠有关的中央银行贷款无法收回，形成巨额准财政赤字。
由于这种情况很容易复发，所以把保加利亚归于不可持续类。
表1 部分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
续表
现在分别考察这些国家的宏观情况，并按财政政策归类。
表2描述了各国的汇率制度和通货膨胀情况。第二栏表明的是每一国家采纳的汇率管理机制类型(EBRD，1994，1995，1996)，第三栏和第四栏给出了通货膨胀的两种测定标准：自改革开始后两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和1996年的通货膨胀。
这两种标准的结果大体上是相同的。
通货膨胀的情况一目了然。
“不可持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无论从平均值来看还是从1996年的情况来看，都是如此。虽然通货膨胀缺口在缩小，但仍然很大。
边界组的情况是：从平均值来看，稍低于“可持续”组，而从1996年的情况来看，则稍高于“可持续”组。总体情况是很清楚的：果断地解决其财政问题的国家，其通货膨胀稳定情况要比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好得多。
表2 通货膨胀与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于成功的宏观经济稳定计划重要吗?表3作了回答：在超额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既定且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下，实行不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显然没有保持固定汇率。然而，在成功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既有浮动汇率又有固定汇率。
因此，东欧国家的情况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不一样，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变化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转向至少是临时固定的或预先确定的汇率，对于拉丁美洲国家有效地反通货膨胀似乎是必要的，但对于东欧国家则没必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重要的，但汇率政策不重要；无论是采取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都能成功。
表3 15个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状况和汇率制度
接下来考察增长情况。
表4仍然按财政政策类型分组，项目包括复苏需要的年限、自改革开始后两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以及1996年的增长率。增长率是实际GDP增长率，其中的数据被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所有扭曲，因为它无疑属于不可持续组，但在1996年之前是典型增长的，而后经济又彻底崩溃了。
情况仍然很清楚。可持续情况的“复苏所需的年限”比不可持续情况的要短。
实际上，这一差额要比平均值(4年与5．5年)要大，因为有几个“不可持续”国家实际上还没有恢复增长，但从表中来看好像1997年恢复了增长。“边界国家”与“可持续”国家之间“复苏所需要的年限”的差额甚微。
在增长率一项上，无论是平均值来看还是从1996年的数据来看，情况同上述类似。按照两种标准来衡量，不可持续国家的增长率是负的，而可持续国家的增长率显然好于其他两类国家。而且，第一组与后两组之间的增长率差额在拉大，1996年的这一差额超过了平均差额。
因此，可持续国家比不可持续国家不仅增长开始得早，而且增长得更快。与普遍所顾虑的相反，他们并没有因实施紧缩财政政策而降低增长，实行紧财政政策的国家反而比没有妥善安排好财政的国家增长得较早，而且以后增长得更快。
4．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财政政策
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开始都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在改革初期，某些CEEC国家(如保加利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以及随之引起的大规模债务积累(主要是外债)阻碍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实现。然而，早期改革的国家与拖延改革的国家的情况大不一样。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分析两个极端的情况：波兰是改革成功的国家，罗马尼亚直到最近才进行改革的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显然采取的是不可持续财政政策。
表4 财政政策与经济复苏
表5显示出经济转轨前后的财政收支结构变化。罗马尼亚的主要支出削减源于公共投资的急剧下降(占GDP的比率从17．6%下降至3．9%)。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差异表现在补贴占GDP比率的变化上：波兰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补贴占GDP比率从12．9%骤降至3．3%，而罗马尼亚的直接补贴则从0．4%上升到5．5%。
此外，罗马尼亚还通过国家银行的低利率贷款对目标部门(如农业和能源)提供了大量间接补贴。这些隐含补贴增加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阻碍，因为这些补贴直接变成货币基础，对将来的通货膨胀会产生影响。
此外，由于这些补贴没有反映在一般政府预算中，很难解释这些补贴。因此，这些补贴削弱了罗马尼亚的财政纪律，使得一般政府的赤字数字缺乏真实性，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公共部门负债总额的实际增加。布迪纳和冯·威金伯甄(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6b)发现，公共部门赤字总额(包括罗马尼亚国家银行)与一般政府赤字之间的差额很大，就1994年的情况来看，总赤字几乎是一般政府赤字的两倍。这些补贴的原因是罗马尼亚管制农业和能源价格。
在这方面，两国公共支出结构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波兰采取了迅速放开价格的办法，而罗马尼亚采取的是渐进价格开放办法，这种渐进式方法在长期代价太大，因为它对以后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造成影响。罗马尼亚的情况表明，保持价格管制非但没有延缓通货膨胀，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
表5 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财政支出变化
税收收入结构也有明显的变化。表6说明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政府收入结构。
波兰1989年来自企业的收入占国家预算收入的48%，而1995年的这一比例下降到10%(此时实行了单一税率为40%的公司税)。在1993年，增值税取代了周转税，实行三种税率，分别为22%、7%和零税率。
公司税收入的急剧下降被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所抵消，后两种税在1995年占政府收入68%。在1990年，失业保险制度通过占比例2%的工资税来融资，到1993年该税比例已提高到3%。之后，出台了三级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分别为20%、30%和40%，1994年分别提高至21%、33%和45%。
在罗马尼亚，增值税也取代了现行的周转税，实行18%的单一税率，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增值税减免，尤其是对农业和能源部门。
1995年增值税税率对某些产品减按9%征税。工资税是一种效率极其低下的制度：设有15个不同的税率，边际税率为60%。目前，公司利润税税率为38%。社会保障制度部分通过工资税融资，雇主按工资额缴纳35%，而雇员是36%，其余部分由政府预算弥补。
波兰在增收节支(特别是补贴)方面显然比罗马尼亚更成功。
罗马尼亚存在的问题是税收征收率仍然很低，税收收入结构低效率(特别是由于过分依赖工资税而没有用个人所得税取而代之)，增值税的大量减免大大缩小了税基。在支出方面，罗马尼亚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削减补贴。
表6 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财政收入变化
4．1 波兰的财政可持续性
本小节基于上述对政府偿还能力限制的讨论来估价波兰经济的财政可持续性。
表7列示了简单的计算结果，表中第一行表明的是1991年～1996年间原始赤字(不包括利息支付)占GDP比率。
在1991年和1992年间，波兰经历了所有转轨经济普遍面临的初期财政危机。
但是，在1993年～1996年，波兰的原始赤字下降了，而实质上转变成平均为2%的原始结余。
接下来的两行是长期可持续性指标，它是在如下两个前提条件下计算而得的：给定公债－GDP比率和公债实际利率与实际增长率间的长期差额(分别用乐观情况下的1%和悲观情况下的5%来模拟)；同时，还利用2%的长期铸币税收入作为计算基础。
然而，波兰在整个时期(除了最初的两年)的实际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这是波兰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降低其公债负担的一个原因。在计算利率时，仅考虑了已经实际发生的利息支付。可是，就波兰来说，应付利息与实付利息之间存在着差额，这反映出利息支付的很大一部分起初并没有支付，一直拖延到1994年与伦敦和巴黎俱乐部达成债务削减协议之后的外债重组。在计算财政可持续性时，假定政府选择了不变公债－GDP比率。但在波兰，公债－GDP比率在1991年～1995年间迅速下降，直至1996年和1997年似乎才稳定下来。
因此，这里估计的长期可持续原始赤字要比它们本来的情况更保守。
利用实际利率与实际增长率间的实际差额，就可以计算出短期可持续原始赤字。可以证明，就波兰的情况而言，实际利率与实际增长率间的差额是负的，经济中不存在财政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
如果从长期观点来考察乐观情况和悲观情况，就会发现在乐观情况下长期可持续原始赤字是1993年～1996年间平均值的1．4%，而在悲观情况下会有结余，是同期平均值的0．97%。如果把这种情况与同期实际平均原始结余2%(扣除1991年和1992年的初期财政失衡)相比，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最近四年来，波兰一直实行的是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即使考虑到悲观情况的5%差额也是如此。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波兰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食品严重短缺，延续下来一大笔外债，1990年外债占GDP比率高达82%，这种巨大的债务负担对经济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然而，波兰充分享受到外债重组的好处，再加上稳健的财政政策，使得外债负担迅速减轻：1996年外债负担接近30%。波兰也是一个迅速改革的国家：先期开放全部价格，大幅度削减补贴，消除对新企业的障碍。所有这些广泛的改革有助于减轻财政预算的负担，逐渐降低原始赤字。
随着债务利息成本的减少，原始赤字不断下降，再加上国内债务市场的成功发展，通货膨胀率从三位数迅速下降到适当的水平。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国内债务市场的发展以及原始赤字的长期持续下降，波兰开始摆脱了赤字的货币弥补方式，而在1990年代初，货币融资是赤字融资的重要来源。
由于公债的实际利率相对较低，原始赤字大幅度削减，波兰走向可持续财政政策，相对成功地实现了通货膨胀稳定，1996年通货膨胀率降至19%。所有微观经济和制度性改革的迅速展开改进了经济效率，再加上通货膨胀不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得到快速恢复。因此，可以认为，波兰实行了可持续财政政策，是一个改革成功的国家。政府的稳定政策中最重要因素是广泛的税制改革、坚实的货币政策、成功的外债重组以及得力的补贴削减。
表7 波兰的财政状况估价
4．2 罗马尼亚的财政可持续性
本小节估价罗马尼亚经济的财政可持续性。罗马尼亚的情况令人感兴趣，因为它的初始条件是相对有利的，可是在恢复财政可持续性上却面临着许多问题。
表8显示了分析结果。
在估价罗马尼亚的财政可持续性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原始赤字没有完全反映公共部门的支出。原因在于，国家对农业和能源部门的大部分补贴和对陷于困境的银行的资助，都是由“罗马尼亚国家银行”以非常优惠的贷款形式提供的。“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这些间接补贴资金直接增加了货币基础。
这些补贴数额通常很大，以致于公共部门赤字总额实际上是一般政府赤字的两倍。
表8的第一行表明的是1991年～1996年按传统定义的原始赤字。这期间罗马尼亚也曾努力实施过紧缩性财政政策，但以后不久就逆转了，可见，罗马尼亚的改革可以说是“走走停停”的政策。
第三行和第四行表明的是实际利率与实际增长率差额为1%和5%时的长期可持续原始赤字。
根据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就当年债务－GDP比率而言，罗马尼亚在乐观情况下使其原始赤字降低至占GDP的1%以下，而在悲观情况下则有略有结余，为GDP的0．3%。
目前，罗马尼亚的公债规模相对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债务－GDP比率迅速上升，带来一种市场利率(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加上风险酬金)，在经济衰退和复苏前景相对渺茫的情况下，这对财政的可持续性是一种潜在威胁。
因此，利用实际利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实际差额计算可持续原始赤字的结果表明，罗马尼亚必须把其赤字削减到占GDP1%左右，它的财政政策过于扩张。
布迪纳和冯·威金伯甄(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6b)指出，罗马尼亚存在着大量的准财政赤字，这也是其恢复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障碍。布迪纳和冯·威金伯甄(Budinaand van Wijnbergen，1996b)按下式计算出公共部门实际准财政赤字总额：
d+rb－rcp+(r*+e′)(b*－nfa*)e
=△b－△cp+△(b*－nfa*)e+△m
式中的字母全部用小写表明都是实际变量。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r——本国利率
r*——外国利率
d——原始赤字
b——内债
nfa*——净外国资产
b*——外债
cP——对私人部门的国内贷款
m——货币基础
这些变量都是指占GDP的比率。表中的第二行表明的是公共部门赤字总额(包括罗马尼亚国家银行的准财政赤字)占GDP比率，这是利用布迪纳和冯·威金伯甄(Budina and van Wijnbergen，1996b)构建的方法计算的。注意，就整个时期来看，准财政赤字大大超过原始赤字。这表明，补贴或其他政府支出只是转到中央银行的账面上，实际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多大改变。
表8 罗马尼亚的财政状况估价
4．3 经济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
在第3节曾经指出，实行不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同实行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相比，总的来说增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稳定不成功。
罗马尼亚和波兰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罗马尼亚是从公债－GDP比率很低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改革的，但经过七年的经济转轨，其通货膨胀稳定计划仍不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实行了不可持续财政政策，大量财政赤字主要通过货币创造和外债积累来弥补。
罗马尼亚由于过去没有遗留任何外债而初始条件相对较好，可是，波兰的外债负担过重(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外债－GDP比率高达82%)。然而，在七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波兰由于实行了审慎的财政政策和成功的债务重组使其外债比率降低到30%左右。
罗马尼亚则一直存在着巨额财政赤字，这些赤字不是用发行货币就是用举借外债来弥补，所以，负债率几乎从零上升至1996年的外债－GDP比率30%。这一水平虽然与波兰的接近，但变化的方向截然相反。这种快速的外债积累速度对将来的财政可持续性会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它会引起外债偿还比率提高，尤其是将来汇率贬值时更是如此。
单靠财政政策解决不了问题—－罗马尼亚的财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没有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
不过，审慎的财政政策是任何宏观经济稳定计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5．结论
本文重点分析了财政政策在转轨经济中实现通货膨胀稳定的作用。
经过初步考察，基本情况已弄清楚。综观这一地区，财政收支占GDP比率都下降了。
在支出方面，公共投资大幅度削减，有些国家减少了补贴；相反，社会支出事实证明不可能削弱，养老金制度改革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收入方面，现代税收制度逐渐确立，但成效各异。
CEEC国家在向西欧税制模式转变，而FSU国家明显滞后。价格开放对税收的影响是产生了一次收益，之后便出现财政赤字，只不过有些国家成功地控制了这种赤字，而有些国家没能控制住。
本文把各国划分为三类，即实行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不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以及边界财政政策国家。业已证明，在第一类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平均经济增长率较高。在这类国家中，既有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也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
而在“不可持续”国家中，几乎统统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
这里还比较了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极端情况的国家，一个改革迅速，一个改革缓慢。对波兰的评价是：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致力于长期削减赤字，迅速削减公债－GDP比率，降低公债利率。
而罗马尼亚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是由于拖延结构调整和私有化造成不断对国有企业补贴而不得以为之。结果，经济转轨七年以来，加速举借外债，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弥补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
因此，对于罗马尼亚和其他仍处于稳定通货膨胀过程的国家来说，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进行彻底的财政改革，强化财政平衡，加强财政纪律。在中央银行方面，重要的是停止其准财政活动，重点转向控制货币基础和通货膨胀。
这些经验提出了许多问题。财政限制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十分必要，特别是在债务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但是，从增长经验来看，虽然理论上早已对传统的通货膨胀－产出权衡关系提出了质疑，可是，在决策者和许多学者中间仍然普遍认为，紧财政政策会加剧经济萧条。然而，中欧的经验似乎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采取紧财政政策的国家在实施其通货膨胀稳定计划上是成功的，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得到了快速恢复。
第二个问题是汇率政策在抑制货膨胀过程中的作用。拉丁美洲国家对付通货膨胀的长期而变化无常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觉得，在反通货膨胀的一揽子计划中要事先确定汇率目标。
这种观点受到本文考察的实际情况的挑战：真正重要的是可兑换性，或更一般地说是出口导向。所有能实现快速经济复苏的国家都依赖于向西欧出口的稳定增长，而出口的稳定增长又是发生在快速转向至少经常项目可兑换的那些国家。
附表1 部分经济转轨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
附表2 部分经济转轨国家的年度通货膨胀率
附表3 部分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余额占GDP比率
附表4 实行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
附表5 边界情况
附表6 实行不可持续财政政策的国家
续表
Anand, R. and S. van Wijnbergen, 1988, Inflation, External Debt and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Consistent Fiscal Polic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urke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731.
Anand, R. and S. van Wijnbergen, 1989, Inflation and the Financing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urkey,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
Budina, N. and S. van Wijnbergen, 1996a, Fiscal Deficits, Monetary Reform and Infl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Bulgaria,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TI4-96-5.
Budian, N. and S. van Wijnbergen, 1996b, Fiscal Deficits, Monetary Reform and Inflation: The Case of Romania,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TI96 -113/4.
Budina, N. and S. van Wijnbergen, 1996c, Inflation Stabilization, Fiscal Deficits and Public Debt Management in Poland,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TI96-179/4.
Budina, N. and S. van Wijnbergen, 1997, Fiscal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3, p. 47-64.
Buiter, W. , 1996, Aspects of Fiscal Performance in Some Transition Economies Under Fund-Supported Programes,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1535.
Drazen, A. and E. Helpman, 1990, Inflationary Consequences of Anticipate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7.
EBRD, 1994, 1995, 1996, Transition Report,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argent, T. and N. Wallace, 1981,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
Sgard, J., 1996, Foreign Debt Settlements in Bulgaria, Hungary, and Poland, in C. Helmenstein, ed.. Capital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dward Elgar.
van Wijnbergen, S., 1991, Fiscal Deficits, Exchange Rate Crises and Inf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