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地区的“土舍”制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国黎族大辞典》第429页（2965字）

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中，一开始便表现为沉重的异族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对黎族说来，不仅表现为被异族统治，而且是忍受着不堪忍受的痛苦，因此，引起了黎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种反抗的斗争贯穿于整个海南岛的封建时代；又因为是一个外族入主黎族地区进行统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间的隔阂、矛盾和某些不相适应的状态。

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在对黎族施行残酷的武力镇压之后，根据黎族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风俗习惯等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通过“招抚”，利用黎族峒首实行所谓“自治”，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间接羁縻统治，即“土舍”制度，使黎族人民归附其统治。“羁縻”政策犹如套上了竹笼头(羁)，拴上了牛缰绳(縻)，使他们听命于封建王朝。这就是“土舍”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

宋代以前的文献中，有关封建王朝“治黎”政策的记载甚少，这说明宋以前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仍然薄弱，对黎族地区的开发，尚未引起统治者足够的注意。

到了宋代，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封建王朝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开始着意寻找一条比较能够“长治久安”的统治黎族的政策和措施。

苏过在其《论海南黎事业》中，提出了一些比较系统和具体的“治黎”措施，如政治上参照统治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办法，对于黎族的上层“首领”以官爵利禄进行收买，实行“羁縻政策”，通过他们来治理黎族人民，所谓“籍其众所畏服者诸于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于是“今朱崖屯师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

军事上则利用当地的地主武装以加强镇压，所谓“戍卒可省，民兵可用”，因为地主武装其“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而又习其山川险阻，耐其风土瘴疠，吏若拊循其民，岁有以赏之，则吾藩篱不可窥矣”。最后则可达到“许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内属，法令徭赋，一均吾民”，实行强迫同化。

苏过以上提出的羁縻笼络为主、军事镇压为辅的“治黎”政策措施，一直为宋代以及以后的元、明各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所奉行。

受封建王朝“封爵袭职”的黎族上层“峒首”，最早见于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琼山县黎族“首领”黄氏(女)，因“招抚”有功，被封为“宜人”的官职。这是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个黎族首领官职。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黄氏衰老，其女儿王二娘者被袭封为“宜人”，统帅黎族16个峒民，掌握实际的统治权力，封建王朝凡有命令都通过她来执行。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有上层首领符元享等因接受儋州人陈大功的“招抚”，而被封为“承信郎”，“其子孙各以官名承袭”。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乐会县的王日存、王承福、陈颜等因为“招降”有功而被封建王朝封为“承节郎”之职(见《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宋王朝以“招抚为主，军事镇压为辅”的政策，收到极好的效果，黎人归附的较多，例如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就有十多万黎人归附，封建统治的触角开始伸进偏僻的山地；还曾计划在黎族聚居的五指由中心地区设置“都督府”，作为安抚黎族的总辖机构。

元朝，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由于文宗曾流谪海南岛，将琼州军民安抚司改为“乾宁军民安抚司”，升定安县为“南建州”直属于海北海南道宣抚司，任命南建州“峒首”王官为知州，佩金符，统领军民。南宁军总管谢有奎，是个相当有势力的黎首，因先前归附，随着30峒首、3000户归降。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因远征交趾有功，被授予“沿海军民总管”，佩带金符。

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黎族地区设立“黎兵万户府”(又称为“海南黎蛮屯田万户符”)，其机构置万户三品，下辖十三翼千户所，分布在全岛各地，每千户所又辖百户所(百户正七品)八处。每千户所领黎兵千人，屯户500，由官府给予牛、土地、种子、农具，并免其徭役。

万户、千户、百户的官职均由黎族上层“峒首”担任，并且世袭，其权力很大，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政。“海南黎蛮屯田万户府”的设立，有利于吸引黎人归附，如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琼州清水峒等626个峒、户口37000余同时归附(见《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明朝废除了元朝的黎兵万户府”的制度，改而采取“以峒管黎”的政策，直接由封建官府通过各地的黎族“峒首”即“土舍”进行统治。

明代实行的“土舍”制度，是在卫所制度之下设立的地方武装组织。

早在明朝初年，海南岛就设立了11个守御所，驻营屯兵，一以防守地方，一以“哨守黎村”(见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七上)。这些土舍都是由当地有势力的黎族峒首充当，他们名义上是未佥指挥统率黎兵之责，实际上却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大权。永乐朝廷为了缓和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着重采取笼络黎族上层首领的“羁縻”政策，按各地峒首，“招抚归顺”户口的多少委为同知、知县、县丞、主簿、巡检等职(即所谓“土官”)，并把大批上层首领送到北京“朝觐”，受到了封建皇帝的“冠带钞币”的赏赐。

这种作法获得了一定成果，据统计，自设立“土官”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归顺的所谓“生黎”就有670峒，3万多户，14万人左右，峒首多人。

到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建立了“土舍黎兵”，共41所，黎兵2704名。土舍的任务是：专管黎兵。黎兵叫作“峒丁”，多寡不等，遇有调发，随军出征，专为前锋，无事则派守各营地，听营官调遣。(见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二十三·兵防志》)土舍黎兵和(海南)卫、(千户)所、(巡检)司、民壮和旗军等武装力量，是明统治者在海南的守备力量，是封建统治者在岛上的支柱。

“土舍”和“土舍黎兵”制度的建立，加剧了黎族内部阶级分化，激化了黎族人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和斗争。土舍借掌握的黎兵武装，又与州县官府相勾结，包揽征收赋税和诉讼，鱼肉贫民百姓，为所欲为。黎族人民名义上“以粮纳于土舍而输之于官”，实际上土舍“征徭任其科算”，连在山林里猎得的兽皮也得交纳给土官。正如文献上所记载：“官吏贪酷，里老侵渔，土舍剥削”；“作奸以肥身家，刻削以媚官府……借备御之职，自作小朝廷……故土舍弄法之权不可有，而制黎之权不可无”。

实行这种制度，使土舍里长得以凌轹而剥削之，州县官得以刑罚而诛求之，故每每激之而至于生变”(参阅《黎族简史》第65页)。黎族人民不满土官、土舍的横征暴敛，经常爆发武装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往往激化成反抗封建官府的农民起义。

这些起义被镇压后，封建王朝不得不严戒“抚黎诸官”，不得“生事激变”，以缓和黎族人民的反抗情绪。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封建王朝迫于人民的不断反抗和防止“抚黎诸官夺州县权”，以至与官府对抗的“窃柄”弊端，就相继把“抚黎”流官和土官革除，至此终于废除了土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