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伦理大辞典》第39页（1514字）

中国伦理学史上极重要的一对范畴。

义，指人生活动、人际关系中的应当和准则，后来义被赋予善的含义。义在古代典籍中常与宜、谊通用。《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礼记·礼运》：“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墨子·天志下》：“义者，正也。”《管子·心术上》：“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儒、墨、法者家虽然都认为义是社会关系、行为当然的准则，但对其具体含义却理解不一。利，指能满足、维持或增进人之生活者，其具体内涵可以有多个方面。《墨子·经上》：“利，所得而喜也。”明清之际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古代伦理思想家对于利的理解往往有重大分歧，一种是把利理解为公利，另一种则理解为私利。凡把利理解为公利者，均认为义与利是相一致的。《左传》说：“义以建利。”(成公16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成公2年)《大戴礼记·四代》：“义，利之本也。”皆认为利由义而生，舍义无利。墨子认为义即是利，凡“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义。后期墨家以此为基础提出“义，利也”(《墨子·经上》)的命题。

汉儒董仲舒亦说：“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春秋繁露·考功名》)其论与墨家学说颇近，认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是义。宋张载进而提出：“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肯定为利而无私，兼利天下之人即是义。宋功利学派和明清之际儒者均兼重义利，反对只言义而不言利。清初王夫之说：“易曰利物和义。义足以用，则利足以和。

和也者合也，言离义而不得有利也。”(《尚书引义》二)颜元也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无不利。利者，义之和也。

《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极驳利字，恶夫掊尅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四书正误》卷一)因此，他主张正义以谋利，明道而计功。

凡把利理解为个人的私利者，一般都认为义利两者不容并立，而主张重义轻利，兴义抑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同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均认为义与利二者是相互对立的，讲利必害义。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以合义为指归，不必考虑其后果是否能产生利。孔、孟重义轻利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虽不完全否定利，但也反对唯利是见，重利而忘义。

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汉儒董仲舒认为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必贼其身而祸其家，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思想。宋儒秉承孟子、董仲舒的思想，视义利如同水火般不相容。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河南程氏遗书》《语录》十七)又说：“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同上，《语录》十六)朱熹说：“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才为己，这许多便自做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

若为人，那许多便自做一边去。”(《朱子语类》卷十三)重义抑利之说的宗旨，在于去私，其目的是要人们“克己”，以服从宗法等级制度和秩序。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人们对义利范畴的理解是逐步深入的。

宋以后，思想家们探讨义利的根源，提出理欲对立的学说。明清之际思想家们也把社会中的义与利同人性相联系，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兼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