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囯的减租减赋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大辞典》第804页（1317字）

太平天囯是农民的政权，它在其统治境内，采取了减租减赋政策，以减轻人民负担。

清初，地租苛重，尤其在江南一带，农民每亩交纳的地租轻者为八九斗，重者达一石二斗。道咸年间，租额不断增加，少者为一石，多者达一石五斗。在地租的重压下，民不聊生。在太平天囯统治时期，地租量大为减少。

前期，在天京郊区，佃农只向太平天囯纳粮而不向地主交租；湖北黄梅、安徽桐城等县因农民抗租斗争高涨，地主所收地租往往不及原租额之半数。太平天囯后期占领苏、浙后，采取减租政策。

在苏福省长洲县的黄棣镇，1860年，地主收租五成，比原额减少50%，到1861年，地主收租二成，比原来减少80%。吴县、元和两县地租的减少程度与长洲略同。1860年，太平天囯在震泽的黎里镇，只按原额的三成收租，即收四斗半。

1861年，芦墟镇的租额为五成半，减租比例为45%。在浙江省的会稽县，地租减少一半；诸暨县、山阴县的租额也减少了七成。1861年，无锡的租额也“仅得半租”而已。

在实行“着佃交粮”的地区，如苏福省的吴江、常熟的三个乡；浙江如桐乡、海盐等地，农民直接向太平天囯纳粮，免交地租。由此可见，太平天囯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势力，征收的地租比清朝减少三成、五成、七成，甚至全部减免。

清朝征收的田赋分为地丁银和漕米两项，每年征漕时，地方官员横征倍取，当征收“本色”时，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为两石余。太平天囯对田赋的征收虽沿袭清制，分为地丁银和漕米，但革除了清朝浮收勒折的流弊。如安徽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但剔除了浮收勒折。在江西，“赋又善取之，轻取之”。

1860年，天王洪秀全颁布了“减赋诏”，命令各地佐将酌减应征钱漕正款，以“舒民力”。诏旨颁布后，在苏、浙各地得到了贯彻执行。在苏福省，长洲县的黄棣镇，清方田粮征收的原额为三斗七升五合，而太平天囯只收六升，减少83．8%。清方征收的赋银为一钱四分一厘，太平天囯只收八分，减少了46．1%；吴县同里镇，清朝原征粮额为三斗六升，而太平天囯只收一斗五升，减少了58．3%。

清方征银原额为二钱一分七厘，太平天囯只收八分，减少63．2%；震泽黎里镇，清方征粮原额为三斗六升，太平天囯只征一斗三升，减少61．2%。1861年，在震泽的芦墟镇太平天囯只收一斗五升四合，减少57．2%。

1861－1862年，东珊县的地丁银“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浙江省的海盐县1861年冬每亩征粮由一斗减为四升，乌程县双林镇“依旧额取十之五六”；海宁花溪比清方原额减收五成、七成，有的则全部豁免，地丁银也相应减少。在新占领的地区，如嘉兴郡新设治的一些地方，免除当年田租和钱粮。

另外，在业主逃亡的地方，如常熟造册时，佃农常以多报少，乡官“亦听其造纳，并不深追”。

这也属于变相减赋。

太平天囯的减租减赋，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发展了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深得人民拥护。

苏州人民曾在阊门外建立石牌坊，额题为“民不能忘”。常熟人民也建一座报恩牌坊，以感激太平天囯“平租庸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