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新编财政大辞典》第1120页（1503字）

关于国家理财的学说。

在长期的财政实践中，不少理财家或思想家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财思想和观点，形成各具特色的财政学说或学派。我国财政思想历史悠久。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儒、法、道、墨、杂等不同的治国理财学派：儒家重伦理、轻财利，主张德治，薄税敛，通过民富达到国富；法家则主张实行法治，重刑罚、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为理财目标；道家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治，反对重税扰民；墨家主张兼相相爱、交相利，反对以强凌弱，要求统治者俭财用，通过贤者治国理财、多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情；《管子》主张由国家掌握经济权益，做到利出一孔，通过经营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以及发行货币，操纵市场物价，以防财利流于富商大贾之手，国家从而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

先秦各派的理财学说对当时和以后财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以后，儒家思想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财思想，但发展缓慢，其进步性也逐步减弱。

我国财政历史悠久，但古代没有使用“财政”这个术语。

古代相当财政范畴或接近财政性质的术语有“国用”、“国计”、“邦计”、“理财”、“度支”等。如《礼记、王制》载：“冢宰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苟子·富国》篇说：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理财”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宋代以后，普遍使用“理财”一词。思想家们对理财的重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王安石指出理财的重点是开源。“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临川集》)郑伯谦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说：“周礼之理财，理其出而己矣，非理其入也。理国之财而己矣，非理天下之财也”。(《太平经国之书》卷十)林希元则认为，理财包括“生财”以“浚源”，“节财”以“塞漏”两个方面。(《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二)丘浚强调先理民之财，后理国之财。他说：“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为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

《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谢阶树则认为，善于理财的人，应使财政收支规模适度。他说：“善理财者，不使国贫，亦不使国富，国贫则难乎为上，国富则难乎为下。”国家财政规模应适度，“散而不使之竭，聚而不使之溢，多而不见其赢，少而不见其绌”，只要“足用”即可。(《约书》卷九《理财》)

至近代，由于外国的入侵，中国的财政思想有很大的变化。

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提出了许多救亡图存的主张。魏源率先提出向西方学习，针对清王朝财政积弊问题，倡言变法改革，兴利除弊。

郑观应主张“以商富国”，与外国人进行“商战”。他所说的“商”指工商业，包括机器制造业。

他希望清王朝收回海关管理权，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海关税则，财政经济权益由本国政府掌握。陈炽、严复等都对中国赋税征收权落于外国侵略者之手表示痛惜。

希望收外泄之利源，还于中国。通过发展本国经济，由民富达到国富。

康有为提出了《理财救国论》，但他们都没找到一条真正能救中国的出路。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解决民生问题，在财政思想上提出了比前人进步、深刻的主张。

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提出的施政纲领，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先行者”的思想。当然，历史人物的思想包括财政思想在内，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