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34页（3919字）
【生卒】：约前313—约前238
【介绍】：
①人名。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大师。名况，时人尊称为荀卿，汉朝时，为避宣帝讳改称孙卿。战国后期赵国人。年五十，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讲学，三为祭酒，李斯、韩非皆为门下弟子。
曾入秦考察，晤见秦昭王和秦相范睢。又入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
后赴楚，被春申君任为兰陵(山东苍山兰陵镇)令。春申君去世后，荀子退居兰陵，废官着书而卒。着有《荀子》，现存32篇，其中《大略》等最后六篇，或系门人弟子所记。荀子从儒家立场出发，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把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度，成为先秦时代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和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继承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主张“隆礼”、“重法”、“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成相》)。
认为只有“礼”、“法”结合，才能达到“天下为一”的目标，巩固中央集权制。他“吸取了法治的新精神，改造了礼治的旧观念”。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提倡“节用裕民”(《荀子·富国》)，“平政爱民”(《荀子·王制》)，力主“田野什一”，“相地而衰征”(《荀子·王制》)。荀子沿袭儒家的重民、爱民思想，指出“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认为背离爱民、利民原则而谋求安乐的君主是“狂生”。荀子对人民力量的伟大有所认识，指出“马舆骇，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适应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荀子提出“法后王”的历史观，主张效法文、武、周公。
他赞扬秦：“威，强乎汤武；广，大乎禹舜”(《荀子·疆国》)。荀子反对天命鬼神迷信之说，倡言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并进一步发展了它，认为天无意志，天的运行变化与世上治乱兴衰没有关系，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基于对天的上述认识，荀子进而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于应时而使之?固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认为客观世界是可知的，“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
人通过“天官”(感知器官)感知外部事物，再经“天君”(心)运思，进入“征知”活动，就完成了一次认识过程。荀子否认“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强调“学而知之”，指出“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荀子认为“行”更为重要，“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荀子是性恶论者。
他认为人皆“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骨体肤里好愉逸”，“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因而“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要使人改掉与生俱来的“恶”，必须“化性起伪”，依靠教化与法治相结合的手段，“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荀子的治乱观和政治观，比较强调人的因素，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荀子坚持儒家“正名”说，强调上下尊卑等级名分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制名以指实”的观点，指出“名”必待“约定俗成”，且应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
荀子对中国古代名学的建立和古典逻辑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荀子的文学思想重质尚用，反对华而不实，要求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
《荀子·赋篇》对汉赋兴起有一定影响。
荀子对孔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其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这在教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他根据这一“顺是”而“恶”的理由，得出结论曰：“用(以)此观之，然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字，他本人解释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即人为努力的意思。这一论断在教育论上具有重大意义，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关于教育的目的，他从“礼治”兼“法治”的政治思想出发，提出要推行“礼”、“法”，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培养“卿相士大夫”的后备军。这种人，是“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的“能贤”之士。关于教育的内容，是与他的教育目的一致的。
他强调读经，但重点是放在“礼”上。他不仅主张“终乎读礼”，而且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这里所说的“礼”，已不完全是旧“礼”，而是“治辨之极”、“强国之本”、“威行之道”、“功名之总”。很显然，他把“礼”与“法”结合起来，赋予“礼”以“法”的新内容，使之成为治国的最高准则，国家强盛的根本。
关于道德教育，他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伦理道德是社会的产物，出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是“群居和一之道”。他非常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人们的德行，形成理想的完美人格。
其要求是：权利的威胁利诱所不能动荡，人多势众所不能改变，终身由之，至死不变。这种完美人格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学习、思考和自我修养的途径。关于教学思想，提出了闻、见、知、行的教学认识过程。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这一教学认识过程，比较正确地揭示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以及知与行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见地、有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他指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积累知识，更重要地是付诸应用。他说：“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因此要求学者不可只“入乎耳，出乎口”，而应“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他还主张学者求知必须专一不二。
因为客观世界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且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可能以有限之生年去求遍无限之“物理”。他说：“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君子不与。”主张学习要专一不二，“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通乎神明，参于天地”。他还特别提倡除蔽去塞的思考方法。指出：“凡人之害，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要求学者思想方法应避免片面性，做到“兼权”，全面仔细地考虑问题。关于教师问题，他认为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法制的存废。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故极力提倡尊师，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的同等地位。
他还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具体标准有四：尊严而惮；耆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
只有具备这四个条件，才“可以为师”。荀子的无神论思想不仅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更为后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破除了笼罩在自然的物质的“天”上的神秘说教，恢复了天的自然性质，并承认自然的天有它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
他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的观点，说明天是没有意志的，他不能干预人事并决定人间的吉凶祸福。相反，主张人却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同上)，肯定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从天人关系上冲破了天命神学的禁锢，否定了天是人间主宰的神学妄说。
在形神关系上，他最早提出了“形具而神生”(同上)的无神论命题，表明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为后代批判神不灭论及人死为鬼的有神论思想提供了思想武器。此外，荀子也反对“营巫祝，信机祥”(《史记·荀卿列传》)以及相术等世俗迷信。
后代的无神论者，如王充、桓谭、范缜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从荀子这里得到深刻的启示。
其着作有《荀子》传世。
《史记》中有《荀卿列传》。②书名。
荀子的思想及学术论着。《汉书·艺文志》着录《孙卿子》33篇。
刘向《孙卿新书叙录》定为32篇。今本《荀子》，为唐杨惊依据刘向辑本重新编排的，称《荀卿子》。书中论着，广泛反映了荀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及逻辑思想，以及在思想学术领域里取得的成就。从中可见，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对诸子之学，亦有所批判与总结。
《天论》中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并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显示出摒弃天命神学的无神论思想。《解蔽》、《正名》则提出排斥主观片面性、客观地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方法。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于《性恶》篇中提出了“性恶”说，其核心在于通过“化性而起伪”的途径，以期实现人性的改造。
《劝学》是重要的教育论着。《议兵》是陈述军事思想的论着。此外，《礼论》、《王制》、《王霸》及《富国》等篇，则较集中阐述其社会政治思想，提出“隆礼”及“重法”的观点，以法治精神，改造礼治的观念。其中《成相》及《赋篇》为具有文学性的政论和喻理着作。此书，在先秦诸子着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各篇，并非全出自荀子所作。如《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及《尧问》等，当出自其弟子之手。《仲尼》亦系后人所作。除杨惊《荀子注》外，清王先谦有《荀子集解》，近人梁启雄有《荀子简释》。
(盛广智、王敏杰、傅庆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