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38页（1996字）
【生卒】：约前280或前295—前233
【介绍】：
他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天生口吃，不善言谈，但却才学超群，极善写作。他与李斯曾同师于荀况门下，李斯自以为不及他。目睹当时韩国的削弱，他曾多次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但都未被采纳。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着书立说，写成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10多万字的着作。
前234年，秦王政看了流传到秦国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大为赞赏，发出了“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于是下令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政劝其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等人的谗害而下狱。李斯又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迫其自杀。韩非的思想理论是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在哲学思想方面，韩非以“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的概括，深刻而简洁地阐述了“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论；他还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倡了“矛盾之说”，并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之法。
在社会思想方面，韩非强调了人类社会由“上古”、“中古”、“近古”发展到“当今”的历史进化观，以及“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革观，特别是他关于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是造成社会贫困和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的观点，被称之为世界最早的“人口论”。尽管韩非的论述涉及到哲学、法学、社会和历史等各个领域，但其学说的主体框架则是纯粹的政治理论，《韩非子》一书，实际上是一部政治学巨着。
韩非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兼治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他的学说不仅由于受到秦王政的赏识而在秦王朝这第一个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而且其影响也实际贯穿了从秦到清的整个封建时代。
韩非思想中包含有无神论观点和见解。
在天人关系上，他说：“若地若天，孰疏孰亲”(《杨权》)，表明天地与人不存在亲疏关系，否定人受天地主宰。
他认为“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同上)，这里的命即是道，指的是规律。意是说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这是一种“天人相分”的无神论观点。
他对龟策鬼神也持否定态度，他说：“龟策鬼神，不足举胜”(《饰邪》)。对待生死祸福，他也持有无神论见解，认为“不死药”及“长生术”都是妄说。
他还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征》)。可见，无神论也是韩非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主张方面，他从历史进化论出发，提出“废先王之教”和禁儒家私学的主张。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这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也必须随之变革。正如他所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同上)在他看来，“先王之教”是“以仁义教人”，无益于国计民生，皆不切实际之空谈。因此，他呼吁贤明的君主应拒纳“先王之教”，“有度之主弗受也”。他还认为，儒家倡办私学，以仁义道德教人，竭力维护“先王之教”，用封建国家富国强兵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他说：“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
(《诡使》)这里所说的“乱上”，就是“勉知诈与诽谤法令”(《诡使》)；“反世”即与当世相反的“无法之言”；“常士有二心私学”即儒家私学。对此，他主张坚决予以禁止。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推行“法治”，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五蠹》)的口号。
“以法为教”，就是重视法治的宣传和教育，用封建国家的法令政策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舆论和行为。
他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定法》；“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以吏为师”是实施“以法为教”的保证，并使封建国家的教育完全掌握在推行法治的官吏手中。
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他从建立封建制的需要出发，明确提出教育要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和“耿介之士”。他认为“智术之士”，见识远大，明于事理；“明法之士”，立场坚定，敢于斗争；“耿介之士”，秉公办事，刚直不阿。为培养这样的人，他要求学者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做到“恬淡”、“平安”、“不拔”、“不脱”，即保持精神安静，不为外物利诱，不为私欲牵引。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达到这种精神境界，遇事才能取舍得当，去祸得福。他还要求学者有明确的学习目的，用所学得的知识去变革世界。为此，他强调向实际学习，要研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他说：“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动弃理，则无成功。”他还要求读书学习要注重实据，“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他还提倡学用一致，言行一致，讲求“实效”。
他认为，认识的真伪，思想的正确与否，要以行动的实效为检验的标准，即“循名实而定是非”《同上》。
韩非存世遗作有《韩非子》一书，共55篇。《史记》卷62有传。
(张维兴、傅庆升、王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