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46页（2461字）

【生卒】：约前179—前104

【介绍】：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新儒学的奠基者。

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汉景帝时立为博士，潜心治春秋公羊学，三年不窥园圃，为人谨守儒家礼义，颇有声望学名。武帝时，曾任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为官清廉，颇有政绩。

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于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武帝采纳。由此，儒学成为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理论工具。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之说，建立了以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为主要内容的神学体系，倡言“天人感应”之说。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是至高无上的，能产生宇宙万物，能主宰人间吉凶。他认为“天”对地上的统治者，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以指导统治者的行为，为君权神授论制造理论根据。

他希望“王者承天意从事”以谋求长治久安。他以天道与人事比附，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地上的君主是代“天”治民的，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宇宙图式及神学目的论。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气变化的自然现象，也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

他还说：“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旋，朝夕不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董子文集·雨雹对》)同时，董仲舒又把自然界的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

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养长为事的仁德。董仲舒把天体自然变化赋予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建立了他的神学目的论。他甚至把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看作是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他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董仲舒建立的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目的是构筑他的神学目的论，为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提供理论根据。同时，也对后世唯心主义哲学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在教育方面，为汉代统治者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是置明师，兴太学；三是重选举，广取士。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践，对汉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三大文教政策的核心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此，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创了学校学学儒经、官吏皆儒生的局面。

他极重视社会教化工作，以统一民心和民俗，从而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他指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怎样实施社会教化呢?他又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一是要求统治者以身示范，即孔子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二是要求各级行政官吏“承流宣化”，进行训俗活动。三是要求以学校为基地，即“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四是要求制定一整套礼乐制度，“节民以礼”，“乐成于德”，使百姓的思想和言行有所遵循。他的这些建议尽管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的，但对促进我国古代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道德教育方面，他在把人伦关系和道德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确立了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道德观念体系。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他的三纲五常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束缚人民的绳索。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首先，“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他认为，正确处理人我关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而且“待人”与“治我”应有不同的要求。仁是用以待人的，义是用以律己的，“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其次，“必仁且智”。

他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专门撰写《必仁且智》篇，阐述了仁与智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并揭示了两者相济相成的关系。在他看来，仁是最高的政治、道德观念；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即是人生观或世界观。所以，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在“莫近于仁”。董仲舒所讲的智，不是通常所说的能力与素质，而是孔子和儒家的智。

它是指在能力与素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品德，即所谓“明德”，故“智者不惑”。仁与智的关系，他指出：“仁而不知(智)，则爱而不别也；知(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再次，重义轻利。

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但是，他指出两者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最后，“经”与“权”结合。“经”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经”与“权”结合，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教学方面，董仲舒从造就经国治世的人才出发，主张以儒家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学内容。重视教师作用，并要求教师的教学具有“圣化”之功，即掌握教学的艺术。

此外，他对学生的学习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论点，并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

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阶级矛盾有所揭露。董仲舒对发展传统儒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主要着作有《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另有《士不遇赋》，见《古文苑》。

原有集一卷，已佚。《史记》卷121、《汉书》卷56有传。

(盛广智、高流水、王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