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590页（1449字）

在先秦古籍中已有治理、纲纪之意，所谓纲纪，即行为规范的意思。

《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颖达《疏》解释“经”谓“纪理之”。

又《左传·昭公十五年》：“礼，王之大经也。”孔《疏》谓“经者，纲纪之言也。”这里“纲纪之言”即行为规范的意思。所以下面接着说“言以考典，典以志经”，意谓说话要有典策作为依据，而典策是用以记载行为规范的。

正因为如此，刘勰才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解释“经”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最具有权威性的教化之言。把《诗》、《书》、《礼》、《乐》、《春秋》作为教化的重要内容，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

《国语·楚语》中记载楚庄王就如何教育太子而征询申叔时，申叔时指出应教之以《春秋》、《诗》、《礼》、《乐》以及“故志”等。

生活在春秋末年孔子曾多次谈及要求他的弟子们学《诗》，学《礼》、《乐》，但尚未作为“经”来读。到战国时代孟子提出“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在这里，孟子已把“经”作为一种规范，但尚未用“经”来概括儒家典籍着述。

到战国后期，荀子提出“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算是将儒家典籍着述定为经的开始。他在《劝学》篇中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认为读经的最高成就可以“为圣人”。

他又说：“学之为人，舍之则为禽兽”。他还具体指出所谓经应包括《书》、《诗》、《礼》、《乐》、《春秋》。由此可见，确定五经，并提倡诵经者，由荀子始。

秦统一六国，禁止“私学”，儒家学说受到严格限制，乃至“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儒家典籍横遭禁绝。西汉初年，黄老刑名之学，阴阳五行之术占主导地位，儒家学说仍不为朝廷所重。

直到汉武帝，重用董仲舒、公孙弘，确立“独尊儒求”的方针，以孔子着述为代表的儒家典籍才正式成为封建王朝“法定”的经典，而非儒家的诸子百家概被罢斥。

据《史记·儒林传》载：“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则济南优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有董仲舒。”《汉书·儒林传》则明确提出“武帝立五经博士，……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样，“五经博士”的确定，使五部儒学典籍成为法定的经典了。从西汉起，随着封建政治的发展，历经二千年，“经”的范围不断扩大，由开始的六经(五经)到七经、十经，十二经直到十三经。经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知识分子的必读课本，经学研究成为千百万儒家学者终生从事的职业，所以“皓首穷经”者无以计数。经学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出现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极盛局面，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以后经学的哀落、宋代经学之变异、直至清代经学的复兴。

在二千年的经学研究中，形成无数的学派，产生了浩如烟海的经学注疏和论着。以清代经学为例，梁启超总结说：“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着作汗牛充栋。阮氏(元)《皇清经解》、王氏(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157家，为书389种，2727卷，亦云盛云。”于此可见一般，经学研究成果，是我国传统文化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认真地加以清理、批判地继承其中有用的部分，作为建设新文化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