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长诗的创作潮流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30页（1365字）

现代叙事长诗萌始于二十年代。当时尝试者不多，朱湘的《王娇》和冯至的《帷幔》等，是较早闻世的篇章。二十年代末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涌现出一批叙事长诗，其中有影响的是蒋光慈的《乡情》、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蒲风的《六月流火》、杨骚的《乡曲》、孙毓棠的《宝马》等。抗战开始后，由于时代的召唤，以及作家们对现实生活认识的加深，在长篇小说竞相问世的同时，诗人们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抒写和热烈的呼喊，而纷纷致力于长篇巨构的制作，藉以表现宏伟的时代和壮阔的生活，于是出现了一股叙事长诗的创作潮流。与二、三十年代相比，这一潮流具有8个特点：一是面广量大，国统区、解放区都产生了众多令人瞩目的作品，各地报刊竞相发表，单行诗册连连面世，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二是产生了许多千行长诗，如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达5000行之多，唐湜的《英雄的草原》则有6000余行，等等。三是持续时间长，从抗战开始，这一潮流始终汹涌不绝，直到建国前夕才逐渐消歇，为时长达近十年之久。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创作叙事长诗赢得广泛反响的诗人首推艾青。他先后写出《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叙事长诗，以火一样燃烧的热情，反映艰苦而壮烈的抗战生活，表达广大人民对英雄的无限崇敬之情。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描写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也是名噪一时的诗作。此外，还出现了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王亚平的《血的斗笠》、《塑像》、老舍的《剑北篇》等重要的叙事长诗。在革命根据地，则有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以反映抗战的题材和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而获得诗坛的注目。尤其后者，是现代诗坛上歌颂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首叙事长诗，具有重要的意义。至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叙事长诗创作形成高潮。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深刻地表现出爱情、翻身、革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物形象鲜明丰满，表现手法活泼多姿，特别是信天游的成功运用，令人耳目一新。它的诞生，被认为“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周而复《〈王贵与李香香〉(香港版)后记》)。阮章竞的《漳河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炉，是中国妇女获得历史性解放的一曲颂歌。张志民的《五九诉苦》、《死不着》，也较有影响。早在抗战前后就创作了《中国农村底故事》、《她也要杀人》等叙事长诗的田间，此时又完成《戎冠秀》和《赶车传》(第一部)。另外，如艾青的《雪里钻》、严辰的《新婚》、李冰的《赵巧儿》、陈辉的《红高粱》等，也各有成就和影响。革命根据地的叙事长诗的内容，以歌唱人民翻身解放、反映革命战争为主，形式上注意向民间文学学习，从而为诗歌的大众化、民族化，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这时期，在国统区也出现了一些叙事长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玉呆的《大渡河支流》等作品。抗战后出现的这股叙事长诗的创作潮流，是“诗人们和现实密切拥抱之必然的结果”(茅盾《叙事诗的前途》)。尽管由于斗争的紧张、生活的艰苦以及诗人们各自不同的原因，有一部分叙事长诗写得比较粗糙，缺乏艺术的力量；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诗人注意向民间文学汲取养分，努力使诗歌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写出了一批叙事长诗的名作，为新诗领域的开拓，为“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茅盾《叙事诗的前途》)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