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四卷诗歌卷》第396页（741字）

写于1940年2月16日。收于《雪峰文集》第2卷。本文认为艾青和柯仲平之所以是诗人，首先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民族的，国民的，大众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的具现者”。在当时“苦难的，战斗的，一切又都有将来的”国土上，“诗的生命就正是大众的生命”，“诗和一般艺术总是大众的精神的内在的产物”，故艾青和柯仲平在根本上正是和中国大众的精神结合着的、本质上的诗人。文章指出：艾青的诗和农民大众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外表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本质和力量却建筑在农村青年式的真挚、深沉和爱的固执上，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虽然他的诗的形式带着法国象征派风味，这给他很大的损害，但由于他的诗的本质，使他始终不失为诗人，也使他的诗的发展有自己的内在的规律而不致有时显出破裂。至于柯仲平，则以更统一的，更清新的诗的形式，体现着“中国大众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他的《边区自卫军》，除某些细节“过于着迹”外，在全诗的“构成”和“谐和”上，几乎是一篇民歌。虽然典型性不及《木兰诗》，但在本质上获得了“民众的史诗”的精神。文章指出：“在现在诗的精神，正是在觉醒着的大众的战斗，痛苦，创造与生活的精神之萃聚!”而这种诗的精神也将决定诗的形式的创造。象征派及未来派等诗的形式，对于新诗的创造不能带来积极意义，这是由“诗的精神所决定的”。因为象征派的形式“是和它的那种诗的氛围气及情绪不可分离的，倘若采取那种形式，则必须同时采用对于周围生活的同样的感觉方法；倘若除去了那种氛围气等等，则剩下来的是非常破碎的格诗和所谓‘灰白’的用语。”当然，新诗形式的建立，“采用外国诗歌的各种形式要素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适合而且增益(至少不损害)诗的精神”，首先要求形式和内容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