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剂沿革及其现代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出版社《现代科技综述大辞典上》第1268页（4732字）
中医方剂学是阐明与研究治法和方剂配伍规律及临床运用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沟通基础理论和临床的桥梁学科。
通常认为方剂起源于夏商。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是中国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方书，其中载方280余条。
《黄帝内经》(公元前475～前221年)载方13首，剂型有汤、膏、丸、酒等，并提出治疗八法及方剂组成原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为方剂学辨证、治法及配伍原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为262方，其中使用药物达214种之多，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洗剂、熏剂、滴耳剂、吸鼻剂、栓剂、灌肠剂等。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各类医方书籍猛增。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医方类书籍达3714卷，其中较重要的有葛洪的《金匮要方》106卷和《肘后卒救方》6卷，陶弘景的《补肘后方》以及外科专书《刘涓子鬼遗方》，妇科专书《经效产宝》，伤科专书《理伤续断秘方》和儿科专书《颅囟经》，还有北齐《药对》用的“十剂”为方剂学的治法分类打下基础。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方书更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30卷和《干金翼方》30卷(公元652年)，其中搜录了不少来自印度的医方和外来的医学知识。
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40卷(公元752年)载方6000余首，集唐以前诸方书之大成。
唐代以后，医家辈出，医方编着更是盛极一时。
这一时期由国家主持编撰的就有《神医普救方》1000卷(公元981～986年)、《太平圣惠方》100卷(公元982～992年)、《圣济总录》200卷(1118)。1064年将《太平圣惠方》改编为《圣惠选方》作为标准医方，1151年改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国家予以颁布，共载方788首，是我国第1部方典。
此外，还有陈言的《三因方》，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王硕的《易简方》及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等，对方剂的研究都各有独到之处。金元时期，四派争鸣，分别从“寒凉”(刘完素)、“攻下”(张子和)、“补土”(李东垣)、“滋阴”(朱丹溪)方面创制了众多的方剂，丰富了方剂学内容。金·成无己首创方论，其着《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对《伤寒论》中方剂逐一加以解析，注明所用之药的君臣佐使，明确了君臣佐使的具体含意。明代有朱橚的《普济方》、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类方》、胡濙的《卫生易简方》等，其中尤以《普济方》为最巨，集撰古今方剂426卷，载方61739首，是现存最大的一部方剂书。
此外，明代的《本草纲目》载方1万多首，享誉中外。清代在温病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不仅对创建温病学有所贡献，而且使治疗温病的方剂也得到发展和充实。
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和《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是清代方书的代表着作。在清代还编撰了一些专科方书，如傅山的《傅青主女科》、王维德的《外科全生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等。
此外，赵学敏的《串雅·内外篇》总结了民间医方，鲍相璈的《验方新编》、费伯雄的《医方论》、吴师机的《理瀹骈文》等也为方剂学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至此，方剂学已成为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除对古代方剂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外，还编写了《中医方剂学》等多种书籍。1956年开始方剂的实验性研究。
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其研究涉及的方剂已逾760个，实验研究论文超过1400篇。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方剂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在方剂组成及配伍、方剂药理学、方剂化学、方剂剂型现代化及方剂药动学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
我国中医方剂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和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1983年，津谷等用互变量分析法分析中医方剂结构，称多次元尺度解析法，并将其用于四物汤类的解析。
四物汤含当归、川芎、芍药、地黄四味药。津谷等把凡含有此四味药者称四物汤类，用Kruskal氏的M-D-SCAL法和林知己夫氏法求出相似矩阵，并将其图像化，使方剂结构视觉化，从而揭示出古方结构的规律性和合理性，并能预示新组方结构的合理性。
1986年，马强氏用模糊聚类最大树法，分析了梨贝合剂的组方，其结果经临床反馈检验，证明对方剂组方和处方分析都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988年，杨一凡将现代系统论学说应用于中医方剂组成分析，认为系统论的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原则，不但都在方剂组成中体现出来，而且是方剂组成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原则，反映了方剂组成的科学性。姜春华提出“用中西双重理论构成双重理论相通的方剂”，即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和现代科学对中药药理的研究，结合西医辨病理论组成新的方剂，做到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使组成的方剂符合中西医结合两套理论。
中医方剂药理学研究，对于科学阐明中医理、法、方、药，揭示中医方剂的组成原则和配伍宜忌，最终实现方剂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经方、古方最能体现中医方剂组成和配伍原则，历来受到中国中医界和日本汉医界、韩国韩医界的重视。后世的时方、今方，追根溯源都由经方、古方衍化而来。
日本进行药理研究的方剂主要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韩国除了《东医宝鉴》、《东医寿世保元》之外，也主要出自中国的《伤寒论》、《和剂局方》、《丹溪心法》、《备急千金要方》等。中国近年来经方和古方的药理研究从10%左右上升至40%。在药理研究内容上，主要是药效学的研究，其次是作用机理的研究，第三是方剂配伍的研究。
中医方剂药效学研究方面，各国都致力于建立符合传统理论的动物实验模型，但目前仍是一个薄弱环节。
在作用机理研究上，近年来应用其他学科的新进展、新技术和新方法，如放射性同位素、透射和扫描电镜、生化学和免疫学技术、组织和细胞培养技术等，使方剂药理学研究提高到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此外，近年来对20余个复方(其中70%是经方和古方)进行拆方和正交实验研究，探讨了方剂配伍作用，判明方剂中起主要作用的药物，精减药味，组成新方，提高疗效。
如茵陈胆道汤的药物由八味减至四味；芦荟当归丸减至一味青黛等。
尽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分离、分析技术的进步，使单味药化学成分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方剂化学研究仍是方剂现代化研究中的最薄弱环节。
1963年，翟云风等对天麻钩藤饮的研究中，发现牛膝皂甙与桑寄生中的酚性物质发生反应，产生一种既不具皂甙溶血作用，也不与FeCl3呈现显色反应的新化合物。1975年，久保等发现黄连、大黄等组成的泻心汤的沉淀反应，使煎液失去苦味。1978年，野口氏发现黄连、甘草组合的泻心汤，黄连与甘草之比在1∶3以上时煎液不具苦味；1∶4以上时失去抗菌活性，其原因就是发生沉淀反应，降低煎液中小蘖碱的含量。1985年，孙启明通过对大量经方、古方中沉淀性配伍反应的研究，归纳为以下几类沉淀性配伍反应：(1)含鞣质与甙类中药的配伍；(2)含甙类与生物碱中药的配伍；(3)含有机酸与生物碱中药的配伍；(4)含鞣质与蛋白质中药的配伍；(5)含鞣质与其他成分中药的配伍；(6)含其他成分中药的配伍。
如石膏与甘草、黄芩与石膏的配伍等均可产生沉淀反应。这对制剂工艺、质量、疗效等均会发生重大影响。此外，在中药方剂配伍中还存在大量非沉淀性化学反应。
1986年，朱永新等对生脉散的化学研究资料表明，三药共煎时，人参皂甙水解转化，C20位上连有糖的皂甙转化变成C2。位上不连有糖的皂甙。1990年，中国医科大学的研究资料进一步证实，生脉散煎煮过程中，人参皂甙发生水解转化成Rg3、Rh1，其煎液中的含量显着高于单味人参煎剂中的含量。
近年来，在传统剂型的基础上不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制了许多新剂型。如冲剂、片剂、口服安瓿剂、膜剂、涂膜剂、海绵剂、滴丸剂、滴鼻剂、注射剂、片剂、气雾剂、微型胶囊、静脉乳剂、胶囊剂、栓剂、袋泡剂等。
其制品如感冒冲剂、四逆汤口服安瓿剂、万年青甙膜剂、伤湿涂膜剂、苏冰滴丸、五味子滴丸、清开灵滴鼻液及注射液、鸭胆子油静脉乳、百里香栓剂等。目前，中医方剂剂型改进正向扩大给药途径、提高生物利用度、优选剂型、合理用药方面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讲，方剂的剂型研究还处在从经验开发向现代科学技术开发逐步过渡阶段，尤其剂型的基础研究相当薄弱，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如国外西药阿斯匹林就有25种剂型可供临床选用。
日本应用现代微孔滤膜、超滤及冻干技术创制了许多新的制剂，如黄连解毒汤粉针剂、葛根汤颗粒剂等，特别是在汉方制剂质量为中心的化学分析、药效药理、临床应用再评价等方面取得显着成效。
中医方剂药动学是研究中药在体内的定量变化规律的，它对中药药性理论、新药开发、质量控制、安全有效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医方药药动学研究可归纳为两大类型，即：有效成分明确且能用定量分析方法控制质量者，和有效成分不明确或缺乏含量测定方法控制质量者。前者研究方法与一般化学药品药动学研究方法相似。
1975年，Smolen等提出一种以药理效应为指标测定药动学参数的方法，称药理效应法。某些药理指标能定量地、可逆地反映出药物在体内的动态变化，因此对成分不明或缺乏定量测定方法的中药复方可采用药理效应法进行体内药动学的研究。
富抗育等用发汗、抗炎、退热等药效为指标，分别测定四逆汤的药动学半衰期。药物累积法也是目前国内常用于中药复方药动学研究的方法，它以毒性为指标测定表观药动学参数。
用本法还对参茸白凤丸、双料喉风散、痰咳净、参附注射液、脑路通等20多种方药药动学进行了研究。此外，用微生物法研究具有抗病原微生物作用的方药及复方药动学，如黄连解毒汤、清瘟败毒饮、大黄牡丹皮汤、养阴清肺汤及仙方活命饮等。
综上所述，中医方剂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学科学者的共同协作，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密切结合临床研究，通过生物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临床药理学、数学、控制论、系统论等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等的广泛运用，最终实现其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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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李海日研究员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