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231页（3067字）
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是“五四”以来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之一。新文学运动开始，周作人就提出“人的文学”口号。30年代新月派以文学应表现普遍人性相标榜。对此，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学界曾给予严厉批驳。40年代毛泽东也严肃批评了主张文学表现抽象人性的观点。建国以后，这个问题的争论时有起伏，规模较大的有1956年、1960年和1980年代初期等几次。总的说，“文革”前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能否提及人性、人道主义和如何理解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的。近几年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如何理解人性、人道主义，人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以及文学如何正确描写和表现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的。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涵义 人们对人性的存在已没有异议，但对什么是人性有不同看法。较多的意见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但在具体认识上又有差异，有的强调自然性、社会性平衡统一的双重统一(胡义成：《人、人性、人情》，《社会科学》1980年第11期)，有的强调社会性为主、自然性为辅的主次融合(顾骧：《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有的主张社会性是自然性派生出来的派生统一(王润生：《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此外，还有自然本性说(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社会属性说(丁学良：《马克思主义究竟怎样看待人性》，《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2期)、阶级属性说(张玉福：《谈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4期)、劳动说(孙培新、顾进军：《人的本质是劳动》，《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2期)和物质属性与观念本性说(白烨：《对于人性讨论中若干问题的看法》，《文艺论稿》第8辑)等。这里涉及到共同人性问题，对此有的继续持否定意见(胡绳生、袁杏珠：《也谈人性和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但多数都给予肯定，只不过对什么是“共同性”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指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诸多种因素中非阶级性部份(胡义成：《人、人性、人情》，《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有的认为指人类在以自然性为基础的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共同的东西(黄药眠：《关于文学中人性、阶级性等问题试探》，《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有的认为指人类的思维、情感、性格、愿望等心理现象(顾骧：《人性与阶级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也有的认为指人们彼此间相互倾慕的纯粹人的关系(王淑明：《人性文学及其它》，《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关于人道主义，有的认为它是指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思潮(胡浩、刘刃克：《试论人道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有的认为它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和现象(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有的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也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存在根本分歧(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1984年初，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一文(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把做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从理论上澄清了一些认识向题。
关于人性中自然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的相互关系 有的认为这两种属性有不同标准，不能相互混淆，它们是排斥关系(丁松龄：《漫谈人性》，《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一部分人则认为二者是结合关系。具体说，有的认为是既适应又不适应的对立统一关系(尹继佐、黄万盛：《人性是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有的认为是以自然性为基础、以社会性为主导的双重关系(朱晶、傅树声：《论人性与文艺的解放》，《文学论稿》第1辑)。有的认为是以自然性为基本层次、以社会性为特殊层次的层次结合关系(王润生：《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关于共同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有的认为，共同性、阶级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不能放在一起论及(白烨：《人性和人道主义学术讨论会情况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有的认为，二者是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阶级性是共同性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计永佑：两种对立的人生观》，《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有的认为，二者是不表现为对立的内在结合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共同性除表现阶级性外，还表现其它东西(王润生：《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还有的认为，二者是一般和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关系，即共同性寓于阶级性之中(胡义成：《人、人性、人情》，《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 这是近几年热烈争论的问题。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原则，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对此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虽受到人道主义影响，但在实际中他们极力主张从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考察人的问题。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存在着根本分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人道主义可分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要采取历史分析的态度，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白烨：《人性、人道主义学术讨论会情况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多数人赞成他的意见，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是一定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反映，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内容。社会主义时期，应提倡和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关于文艺如何正确表现人性、人道主义 通过近几年的讨论，对文学要表现人性、人道主义，已无疑义，但对如何正确表现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文学非鲜明提出反映人性不可，离开了人性就无法叫人理解(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有的认为反映现阶段的阶级性，就是反映了人性，因此文学要全力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胡绳生、袁杏珠：《也谈人性与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有的认为不能仅局限于反映阶级性，文学要通过生动真实的社会生活，反映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胡义成：《人、人性、人情》，《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有的认为文学应反映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也应该反映自然属性(王润生：《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阶级性》，《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多数人认为，在现阶段文学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批判与此相违背的思想和行为。人性、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东西，必须放在一定的经济和历史条件下去反映(见《中国文联和作协座谈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4月18月)。讨论中人们还就近年来文学描写和反映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成绩与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对某些作品所表现的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