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生机的社会学传统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74页（13262字）
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成果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新的洞察力。当代的理论家重新发现了一些被遗忘或被忽视的概念，某些着名的思想在当代的理论发展中也呈现出新的意义。《社会中的科学理论》(Theories of science in society)［科岑斯和吉瑞恩，1990］把我们引领到这些经典洞察力的成果中来。斯宾格勒［1926］关于数学和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遭到忽视，但是大卫·布鲁尔［19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复兴了它，从而影响了数学社会学在80年代的发展［科林斯和雷斯蒂沃，1983；雷斯蒂沃，1983］。虽然迪尔凯姆［1961，第485页］关于逻辑概念的社会学评论遭到了忽视，尼采［例如，1974，第298］关于意识和思维的观点也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但是它们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却影响了对数学和心灵的社会研究［比如，参见雷斯蒂沃，1990］。
理论科学论的现代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各种思潮：从杜恒—奎因和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到波普尔、维也纳学派和大量的实证主义方案；从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到弗兰克(Fleck)的医学的社会研究；从乔治·萨顿、罗伯特·默顿和鲍里斯·海森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到奥格本和吉尔菲兰的研究以及其他关于发明和技术的研究；在科学哲学中，从维特根斯坦到玛丽·赫斯；从福柯、伽达默尔、德里达、哈贝马斯、年鉴派史学家和阿尔都塞的宏大理论，到玛丽·道格拉斯的知识和知觉人类学；从对实证主义的反动到对希特勒主义的反动；从维布伦到埃吕尔；在现代和当代之交，从波普尔—库恩之争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科学批判。
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范式［默顿，1973b］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变得明朗化了，虽然当时STS运动正崭露头角。默顿最早的研究关注的是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制度化。他的后期工作及其前期追随者的工作所阐述的是作为社会系统的现代科学的结构和活动。科学论的一个普遍看法似乎是，默顿范式已经被克服了，要么被本领域束之高阁，要么干脆被丢进博物馆。在一本当代的科学论手册中，人们对默顿范式的关注出于两个基本的理由：(a)在美国及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科学计量学运动所波及的地方，默顿学派依然是科学政策的思想、视角和建议的主要来源［参见夏平，1993、第839页］；(b)默顿学派的视角依然不断地出现在明处或暗处——比如，它对那种富有深刻寓意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抵制，为关于心灵、思维和意识的社会学研究［体现在当代关于人工智能的社会研究以及科学的自组织理论中］铺平了道路［参见注释9和注释10］。自相矛盾的是，在社会建构论问题上的持续的争论，恰恰成了修正默顿学派的标志。这些争论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学的抵制，反对用社会学充当科学论的基本框架，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们对科学分析中激进的后社会体系的抵制，因为这一体系不仅把知识，而且把心灵和意识也看成是彻头彻尾的社会现象。这是默顿学派为了多多少少保留一点科学知识的自主性而设置的界限。除了科林斯［1990／1992］、哈根戴克［1990］以及克龙、库佩尔斯和诺沃特尼［1990］之外，读者也可参见围绕斯莱扎克［1989］展开的严肃争论［这样说的理由将在下文作详细的交代］。
默顿命题：难以消逝的预设
默顿命题是说，在西方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合法化很大程度上是禁欲主义的新教价值观和实践的无意识的结果。韦伯早已指出，禁欲主义的新教教义倾向于数学理性化的经验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一观察结果［韦伯，1904－1905／1958，第249页，注释1和5］。
在对默顿命题的最新辩护中，默顿［1984，第1095～1097页］在理论抽象的三个层次上进行了考察。(1)默顿命题的社会历史形式是，禁欲主义的新教教义有助于“推动人类活动，并把它们引向经验科学”。中层的假设是，与任何制度一样，科学的发展必须得到群体价值观的支持。从最一般、最抽象的层次上看，这个假设是说，任何给定的制度化领域——比如宗教和经济——中的利益、动机和行为，与其他制度化领域——比如科学——中的利益、动机和行为是相互依赖的。不管制度化领域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多么具有自主性，它们都通过给定个体的多重地位和角色而相互联系。
默顿命题的第三种表述形式倾向于反对简单的“相互影响”假设，这一假设在清教—科学的顺序与科学—清教的顺序的相对有效性方面引发了大量的争论。这种表述形式给予结构性和系统性的论证以更大的优先性，以反对功利主义假设、个体价值观的假设，以及个体在科学“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假设［本—戴维，1971，第31页；默顿，1970，第xix页］。卡普和雷斯蒂沃［1974］构建出了一种取代相互影响假设、功利主义假设以及价值观和角色假设的替代方案。他们主张，在不同的制度化领域中，现代科学、新教和现代资本主义是对潜在的环境和组织条件做出的类似反应，而且这些反应是相互联系的。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的制度化是科学革命的前提条件。这个过程只有在特定的环境形态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一特定的环境形态推动了基于交换的经济，并相对地促成了政治和军事组织的去中心化。(2)
在20世纪80年代，卡洛林·麦茜特［1980］和玛格里特·雅各布［1988］对科学革命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麦茜特指出，科学革命有不同的路线；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强加的路线对女性、少数族群和劳动者来说是压迫性的，是对人和环境资源的掠夺。雅各布详细地论述了在科学革命中知识与政治、商业和军事权力中心的亲密关系。(3)虽然出现了这些发展，但是下述看法依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即科学革命是组织化的、制度化的革命，而不是纯粹的思想革命。
科学的社会系统
早在撰写博士论文时，默顿就非常关注作为自主性制度的科学——或者更抽象地说，作为社会系统的科学。默顿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默顿［1973b］和其他的考察和评论［比如，朱克曼，1988b］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默顿范式的某些特征，因为它们将有助于解释默顿范式的持续性影响。
一般说来，默顿对科学的社会结构可能丧失的功能非常敏感。但是，他的理论倾向于阻止这些功能的丧失。比如，默顿［1973b］主张，“发现的乐趣和寻求科学同行的承认有着相同的心理学印记”［第340、401页］。这使得他认为，背离科学规范也许是“正常的”，对科学来说并非是完全有害的。
同样，默顿也承认，回报系统可能会“失去控制，并阻碍其原定的目标”——巩固并维持原创性。但是，他坚持主张，只有少数科学家“企图以卑劣的方式沽名钓誉”［默顿，1973b，第300～302、321页］。
默顿范式虽然原则上允许科学发生深刻的变迁［默顿，1973b，第329页］，但是却不允许科学精神有任何改变。默顿学派的理论假设，一旦科学制度化了，那么它就不可能轻易地离弃家园，这个假设还包含了对个中缘由所作的解释。总的来说，默顿倾向于假设，科学的社会系统是作为一个系统来运作的，偏离只是特殊的情况，科学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稳定的［虽然它原则上是动态的、可变的］。因此，默顿［与科学论的许多研究者一样］倾向于用这样一种语法——我称之为是无时不在的张力——来表述自己关于科学的主张。这种普遍的倾向反映了现代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人们对这种霸权的信奉。
默顿范式的中心教条是，科学的自主性使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影响之外［默顿，1973b，第209页］。但是，默顿［1973b，第204页］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内在论者。他试图从理论上推出，为了推动“科学的内在发展”，社会必须具有某种形态或形式。“内在发展”的社会学观念成了后默顿科学论的一项重大的承诺。
默顿［1975，第52页］认为，普遍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目标。然而，他的名望却又来源于他对科学多元论的倡导——即他所谓的“中层理论”。这种取向“试图通过适度的理论整合来实现终极的、依然十分遥远的理想，即统一的、涵盖一切的理论”［默顿，1975，第29、52页］。但是，他尚未提出甚至暗示从中层理论通往普遍理论的途径。(4)
库恩范式：默顿学派的注脚
库恩［1962／1970］步默顿的后尘，也在无时不在的张力(the ever-present touse)中提出关于科学的主张。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库恩”已经成了一种文化资源，这种资源多少已经脱离了库恩本人、他的着作以及他的主张所处的社会情境。“库恩”可以同时满足整个思想话语谱系中的左、右、中三派的旨趣。库恩“不无悔恨”地得出结论说，《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取得的成功仰仗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可以服务于所有的思想口味和信条。对此，我们用不着惊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科学变迁中的社会因素的探讨，是对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一个重大反叛。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存在相似之处。当既有共同体的“一部分成员”产生系统“失效的感觉”时，革命就出现了。这是“危机”和革命阶段的前兆。他依照政治模式(或者说政治隐喻，这对于理解库恩方法的局限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来讨论科学的变迁，并提出了革命性科学的概念，对科学话语的劝导层面也做出了强调。这让许多科学论研究者们相信，库恩的论述与默顿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但是，无论是默顿和库恩的着作及其各自的主张，还是科学论近年来的进展，都没能证实一个广泛而执着的传闻，即库恩变革了科学论。
最后的结论是，默顿学派和库恩的理论对科学的描述都是功能主义的、规定性的。库恩的理论还包含另外一些问题，对此，人们最初把它看成是对内在主义科学史的一种贡献，并予以贯彻。(5)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是替代默顿—库恩范式的另一种传统的选择。我们将会发现，在科学论中，它也因为现代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而受到了限制。
马克思主义科学论
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社会关系确立了基本框架。马克思［1956］本人对科学［以及自我和精神］的社会本质的深刻见解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得到了表达：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等活动时——当我的活动很少与社会中的其他人有直接关系时——我也是社会性的，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不但活动的物质材料是社会产物［甚至思想家们活动于其中的语言也是如此］：我自己的存在是社会活动，因此我从事着自我的活动，为社会从事着自我的社会活动，并把自己确认为社会存在。［第102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主张，即使是最简单的感官确定性也是“社会发展、工业和商业交往”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1947，第35页］。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思想看做是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产物。因为生产方式包括精神生产的方式，因此统治阶级控制着［或试图控制］思想的生产。
马克思主义传统把科学理解为社会关系，理解为优先的研究和分析方式，这样的做法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阿罗诺维茨，1988a］。马克思本人把现代科学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异化的研究方式。他把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与相应的科学转变联系在一起——对科学本身的拒斥以及“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的出现，即非异化的、统一的［而不是一体化的］、整体的和普遍的科学。同时，马克思赞成并发展了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他所详细考察的惟一科学是数学。但是他对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社会理论家的视角出发的，而是从微积分的概念基础的研究视角出发的。
在早期着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主张严格地区分科学与意识形态。这揭示并突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矛盾态度。这种区分是根深蒂固的，对它的克服有赖于明确地确认科学是一种社会关系。现代科学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社会的一种社会制度。这一科学模式必须要与它所包含的“良好研究”成分区分开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要求，使马克思主义者在科学知识和数学知识的社会研究——这是默顿主义者和库恩主义者未曾涉足的领域——中做出了杰出的开创性工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学研究了某种［或多种］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与作为一种劳动方式的科学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及其产物之间的一种［或多种］关系，以及某种［或多种］生产方式［一阶影响］和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二阶影响］对科学思想的影响。科学和数学知识并不是永恒、普遍的柏拉图王国中的“超验之物”，不是凭借某种方法就能“发现”的。它们既不是“纯粹”精神活动的产物，也不是“天才人物”凭空捏造的。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认知方式都来源于实践活动［它实际上是被构建出来的］，并与某种［或多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社会利益相适应。知识并不是“经济基础”的简单的“反映”。它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各种活动与其产物之间的相互协调。社会形态越复杂，协调行为和因果链条也就越复杂。
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强硬的解释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存在“外部实在”本身。所有的知识都是以社会实践、文化和历史为中介的，或者与它们共同演化。最能代表这种立场的是斯宾格勒，但是他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斯宾格勒［1926］在对数学的开创性分析中主张：“没有，也不可能有数这样的东西。”“有多少种文化就存在多少个数字世界”；“不存在数这样的东西，存在的仅仅是数学”。［第59～60页］
在马克思主义对“纯科学”的分析中，最有雄心的方案当数阿尔佛雷德·索恩—雷特尔［1978］的研究——《思想与人类劳动》(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r)。索恩—雷特尔的基本理论认为：(a)抽象活动的根源是商品交换；(b)这一最初的抽象活动包含希腊人所说的概念思维的形式要素；(c)希腊人理想的抽象来源于交换中的真实抽象。古典希腊的“纯粹理性”反映了货币经济的社会关系。把自然看做是独立的对象世界，这一观念来自于商品生产。交换过程［排除了商品的使用，因此是抽象的］是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抽象活动的来源，因此也是遍布于商品生产社会中的抽象的思想范畴的来源。早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代，乔治·齐美尔［1900］就曾指出，货币经济的理论对等物是对世界的精确的数学解释。当然，马克思关于商品性质的着作对索恩—雷特尔的主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讨论商品的特异性时，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神秘的。
索恩—雷特尔的命题部分地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商品交换和抽象的欧几里得理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实际上它们出现的历程长达300年，即公元前600－300年］。然而，我们却全然不懂，为什么交换和货币应该是抽象活动的来源，虽然马克思更多地讨论交换价值，而不是严密的［无货币的］信用体系［比如，以商品为基础的转账信用］，但是我们在一些早期文明［包括巴比伦］中发现，即便在没有金本位或“替代性通货”的情况，也能“设法”进行合法的货币清偿。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很明显，商品交换条件下的劳动产品拜物教在思想产品拜物教中得到了反映。在异化和阶级斗争中被崇拜的抽象变成了“纯粹”思想。但是，人们可以认为这也为下述做法提供了依据，即把作为宗教基础的社会仪式当作抽象的根源。总的来说，抽象能力和抽象理论很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无法按照交换抽象命题加以解释。但是，这并没有否认索恩—雷特尔的理论在某些情况下的有效性。
尽管索恩—雷特尔对先验论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批判，但是他倾向于从其物质基础中把“想像力”独立出来，并把十分抽象的，以至于可以不予以考虑的经济“市场”作为意识的物质基础。最后，他用交换抽象来为“严密科学”的客观性作辩护。他看待科学的暖昧态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在整个科学技术论领域都很普遍，因为当他对那些相信无时间性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做出批判的同时，又认为希腊的抽象思想尽管是普遍的，但却“受时间的限制”这一矛盾的态度体现了STS研究路线向客观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objectivity)的缓慢演进［雷斯蒂沃，1983，第148页以下］。
大卫·迪克森对数学知识社会学的贡献也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重要而又广受忽视的“形而上学转向”——进行的，它赋予了17世纪的西欧数学以首要的地位。他讨论的问题是：(a)对对象的本质进行数学的还原，是如何与17世纪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相适应的?(b)在这一社会中，融入到数学中的意识形态要求是如何演化的?
简言之，迪克森的理论认为，商品被崇拜，并使得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相一致。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在能够被资本主义处理之前，都必须被还原成数量形式。在迪克森［1979］看来，“科学使物质世界从属于物质的符号关系，以及资本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被崇拜’的诸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对应关系”［第22～24页］。至少17世纪以降，这两个过程相互强化，互为表里。迪克森主张，数学在“过程和产品”之间确立的交往，以及资本为了建立和控制劳动过程与商品过程之间的联系所要求的过程和产品之间的交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类比关系”。代数的发展满足了早期的工匠在商品交易中的计算需求，同样，关于过程的数学的发展也满足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劳动过程的需求。雷斯蒂沃［1983，第239～266页］以普遍的方式描述了这一发展的历史背景，时间跨度从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一直到牛顿和莱布尼茨时代的欧洲。
与传统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比，马克思主义也许是大多数科学论创新的源泉。(6)冲突理论、利益理论和社会建构论尤其如此。因此，这些理论取向是本章余下部分关注的中心。这些理论的效力和潜力恰恰在于它们的社会学内涵。这一内涵超越了马克思的着作，囊括了迪尔凯姆、韦伯和乔治·米德的研究成果。科学论所低估的正是这种社会学的内涵。当代科学论的研究者，甚至是那些声明自己具备社会学修养和承诺的学者也都偏爱传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推理策略，而不是社会学策略。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将回到这一声明上来。冲突理论
以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的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冲突理论，适合于解释特定的思想形式和概念形式被表述、被交流、被接受为真的条件是什么。回答“何为科学”的关键在于把问题置于群体内部的交流之中，并从中发现，是什么被作为“科学知识”来接受的。
冲突理论对科学的解释建立在一般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和组织理论这个确立已久的基础上。一个主要的解释目标是论述，科学家为了得到别人的注意而相互竞争，其成败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实践者的成败来阐述科学史［这需要分析众多杰出的科学家；R．科林斯，1975，第481页］。
从冲突理论的视角看，科学活动［与一般的智力活动一样］可以按照四类基本的社会角色来分析：政治的、实践的、休闲娱乐的和教学的。科学家在政治角色中的主要活动“是定义其组织的合法性，并攻击其竞争者的合法性”［科林斯，1975，第482页］。在实践角色中，科学家的“工作是为消费者、顾客或老板提供某些实践的成果”。休闲娱乐有两种主要类型：其一，隶属于某个休闲阶级的科学家为了自乐而从事科学活动；其二，为主顾或大众市场提供娱乐以赚钱。最后，教师把科学知识教授给专业化的、全日制的学生。这往往要从某种程度上对前辈的贡献进行积累、评价和再组织。因为这些角色与职业化的、地位化的共同体有关［更一般地说，与阶级、权力和地位共同体有关——根据韦伯的分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扮演不同角色、处于不同共同体中的科学家也将是不一样的，他们多少具有可预见的目标、希望和思想，并从事某种多少是可预期的工作。
在科学的发展中，教学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以实践角色、政治角色或休闲娱乐角色为基础的科学活动，相对来说是短暂的［本—戴维，1971，第71～87页］。欧洲的科学革命因为自主性的教学制度而得以呈现，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特别是在18－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
相对自主和具有代际连续性的科学的发展条件，包含某种适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教育体系。这些条件也涉及了教师和学生共同体的构成，他们有自己的理念，而且相对独立于外界的控制。因此，在科学的“黄金时代”和科学传统中，教育体系的广度、自主性和内部分化的程度是关键要素。这些要素的持续发展有助于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其他地方。
当教育体系因为外部的政治利益、宗教利益或经济利益而发生退化时，科学活动就出现了停滞。积极的科学活动取决于教师和学生。当学生把“外部”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地位的目标和利益带进学校时，退化就很容易出现。
科学是某种组织：它们由交流网络构成；诸职位以模式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还存在相对稳定的影响方式和控制方式。组织通过整体性或非整体性的程度而得到刻画。整体性或非整体性的程度由控制资源的分布方式来决定。
信息、有效性、承认和物质资源是科学的劳动分工的权力基础。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以及同行的承认，把单个科学家与他或她的共同体整合起来了，并同时赋予共同体以控制单个科学家的权力。一般来说，更大的社会系统提供了维护共同体的物质资源［这些是“科学的外部条件”，科林斯，1975，第495页］。教学职位很重要。它们是物质资源的来源；它们提供了信息渠道，并在科学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提供了最初的有效性方式［科林斯，1975，第475～496页］。(7)
兰德尔·科林斯［1989］对科学的冲突理论的最新贡献之一是，他以自己正在进行的关于哲学的社会起因的研究为基础，勾画了一种思想变迁的理论。科林斯和雷斯蒂沃［1983］还提出了一条考察科学史中的丑闻，尤其是数学史中的丑闻的新途径。其基本思想是，主要的丑闻象征着科学竞争和科学生产的社会组织的变迁。
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或强或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思想，这个论题并不是现代STS学者的一项创举。它是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主张。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现代STS运动从一开始就试图表明，科学知识受到了社会利益的推动。“利益模型”被广泛地与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及其爱丁堡的同行的着作联系在一起。比如，巴恩斯［1983］主张，我们必须“按照行动的指向，即运用‘目标’或‘利益’这样的概念”来解释行动；“一般来说，我们要用利益来解释制度的动力”［第31页］。
诺尔—塞蒂纳［1983］虽然支持“建构论”，反对“利益”模型，但是她指出：把握住推动科学家的理论偏好的利益，可以补充建构论的分析，因为它可以表明“特定的个体为什么持有特定的信念”［第117页］。相反，考察科学知识是如何建构的也可以推动对利益的解释。
在某些批评者看来，利益理论是一个归因过程，他们认为，把利益归属于社会群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关于群体、社会甚或个人的独立的知识来源［拉图尔，1983，第144页，这里援引了沃尔伽的观点，1981］。拉图尔试图远离利益理论家及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但是他并没有把利益从科学论中驱逐出去。他的做法是要论证，就科学家努力转译他人的需求或者转译他们在这些人中间制造的需求而言，利益是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拉图尔，1983，第144页以下］。这一“捕捉”利益的观念意味着，科学家通过“扩大听众和同盟者的直接利益来增进他或她本人的利益”［拉图尔，1987，第110页］。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吉瑞恩和费格特［1990，第67～96页］对“社会中的科学”这个理论方案做出了贡献［科岑斯和吉瑞恩，1990］。
利益研究者们很少给出清晰的利益定义。这在支持者和批评者那里产生了一定的混乱。雷斯蒂沃［1983］试图澄清利益的含义，为批评者提供某些实质性的批判对象，他提出：
思想［以及判断、分类和表象］再现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利益［诺尔—塞蒂纳和马尔凯，1983］。社会利益是物质或符号资源，这些资源被认为与群体的延续有关，在获取、保持或提升相对的权力、特权和声望优势中，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被归属的利益是社会利益，人们认为，它们与群体的延续和外界人士的相对权力有关，对于后者也是必不可少的。被归属的利益可能多少与内部人士的看法相一致。利益的归属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一种形式。［第124～125页］
个体以他们所代表［明显或不明显地］的群体为名、以他们所在的群体为名、以他们渴望加入其中或渴望与之建立联系的群体为名，提出对文化资源的要求，这表达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在竞争的环境中被激活。在协作的环境中，利益与目标相融合。
我在这里的意图是要表明，利益的归属并不是简单的“归因”问题，而是一种能够被执行的理论行动。
社会建构的设想
社会建构的思想在社会学分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伯杰和吕克曼，1967；R．科林斯，1988，第264～300页］。它可以在马克思、特别是迪尔凯姆及其追随者的着作中找到古典的根源。这一思想在现代科学论中的应用，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科学家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文化的当下互动。社会建构设想的意义正是在这里，而不是所谓的相对主义内涵。(8)
最近，关于“非社会的”计算机程序［比如，BACON程序；斯莱扎克，1989］的主张已经对社会建构设想提出了挑战。我们知道，与所有的人工制品一样，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是文化产物，它们使社会实践实质化了。我们也知道，发现并非是朴素的(或简单的)归纳。因此这一挑战能够在科学论中取得一席之地不免让人有些惊奇。
科学是社会关系，是社会实践。社会群体才是知识的家园，而不是个体。真正自由的、自主的、独立的大脑既不是机器［包括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的，也不是人的。最后，如果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要制造“智能机器”的话，这些机器就将“分享我们的文化”。(9)那么，科学论的研究者为什么还要费心思去反驳“强纲领”或抵制社会建构的设想呢?
与其他思想领域一样，在科学论中人们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深刻内涵越来越感到不安。当代的社会学家谈论着社会学的终结，在后现代的地平线上，我们到处听到“社会之死”的呼声。这些运动与科学论的研究者越来越宽阔的视界有关，与社会科学家相比，他们更愿意与自然科学家相处。与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同事一样，这些研究者往往也偏爱哲学。关于科学事实社会学的有价值的洞见最终都以一种哲学方式出现。所有这一切也许有助于解释，与那些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因果性、预测性［相关于何时、何地］和解释性的社会学家相比，为什么在科学论中自然科学家和那些对社会科学不作过多奢望的带有哲学志向的社会科学家更可信。事实上，社会学的因果理论、预测和解释虽然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是却不能模拟出类似于物理学的弹球模型的那种东西。
哈根戴克［1990］最近批判了拉图尔的建构论。他的批判以这样的科学观为基础：科学是一种由文化所创造的确立事实的方式，而在他看来，建构论恰恰颠覆了事实。他把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作是建构论的替代方案。这种理论认为，科学是由规则［尤其是语言规则］产生的。与吉登斯一样，哈根戴克未能把理论化了的规则和文化概念明明白白地落实在时间与空间之中。这个问题很致命，因为规则和资源的概念在该理论中正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基本维度上的［参见下面的第4条］。这一基本的理论可以概括为：
1．社会结构同时为人所制造和改变，并被当作资源来运用；结构的性质是他们有组织的实践的媒介和结果。
2．结构是规则与资源的有效安排；系统是社会互动的可观察方式的理论化。
3．人类行动者被假定为是可知的。
4．结构化的通道是规则［规范的与解释性的］和资源上［政治—权威的，经济一分配的］。
作为制度安排的科学被理论化，它的再生产有赖于各种类型的规则和资源的形构(configuration)。这样一来，现代科学就成了在物质的、文字的和社会的技术影响下的产物［夏平和沙弗尔，1985］。实验科学被看做是一种新的、体现在物质、认知和道德各方面的“生活形式”。边界的维持与融合的动力学是通过话语的结合和话语的结构化来实现的。科学这一民族的亚领地被看做是在认知与社会安排的相互纠缠中建立的。
哈根戴克批评了默顿对规范的癖好，但是最终还是停留在一种准—默顿的科学观上，复兴了有关认知—社会、思想—制度、自然—社会的传统二分法。这种理论所做的就是把科学从政治学和其他非科学活动中分离出来，体现出为科学守护边界的明确动机。(10)
哈根戴克的划界活动(boundary work)与唐纳德·费希尔［1990］在划界上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参见吉瑞恩，1983］。按照费希尔的理解，划界活动涉及知识单位提升其合法性和文化权威的过程。他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过程尤其感兴趣。费希尔的科学社会学的划界活动结合了分别来自知识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两种观念：(a)知识的社会建构和(b)文化再生产。他的结论是，统治阶级通过决定生产的手段、情境和可能性来控制生产。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所有阶级的文化都被看做是它们在社会分层系统中所占的地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