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不确定性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52页（1326字）

本章通篇都在探讨社会的性别区分是如何影响技术变迁的。我已经指出，技术被打上了父权制设计的烙印，这似乎意味着，隐含在我的论述中的政治学有着浓厚的悲观色调。关键在于，技术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一项技术的设计者和完善者无法完全预测或控制这项技术的最终用途。总是存在意外的后果和出乎预料的可能性。比如，美国的残疾人为了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而组织起来，这项运动的后果是迫使人们重新设计建筑物和道路。但是未曾预料到的是，这些改革使妇女能更方便地推着童车在城市里走动。我们不要低估女性颠覆技术的最初目标，以及使之服务于她们的共同利益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技术如何带来意外的后果以及女性如何能够破坏技术的最初目标，电话的普及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在对美国电话史的研究中，克劳德·弗歇尔［1988］指出，消费者实际上怎样使用电话与男性产业工人认为应该如何使用电话，这二者之间的失调长达一代人之久。虽然社会交往［给亲属和朋友打电话］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家用电话的主要用途，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电话业一直在反对这种用途。它谴责道，这样使用技术是“微不足道的闲聊”。直到那时，电话一直是作为商业活动和家庭设备来销售的。

那些发展、制造并推销电话系统的人主要是电讯行业中的男性。他们设想，电话的功能将与前一项技术——电报相媲美。电话“造访”简直是对这一设备的滥用或贬低。人们还把社会交往问题与性别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围着电话转的人、那些试图通过它来排解寂寞和孤独的人、那些节省不必要的旅途时间的人，恰恰是女性。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男性使用电话主要是为了公事，而女性则把与亲属和朋友聊天放在首位［弗歇尔，1988，第51页］。

米凯勒·马丁［1991］考察了加拿大电话业的发展，并对这个过程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女权主义分析。她指出，女性使用电话是由于她们的丈夫要保持家庭与办公室之间的联系。这位作者再次证明，女性消费者很快就冲破了这些限制，她们使用电话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女性与电话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有别于男性。女性使用电话更多的是因为自己被困在家里与孩子为伴，负有维持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责任。也可能是因为她们对街头犯罪感到恐惧［拉柯，1988、1992］。虽然电话的设计是为男性考虑的，但是它却增进了女性之间的相互接触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这个例证并没有把女性与那些为男性设计的技术消极地联系起来，它表明女性能够而且确实在积极地界定技术的意义和用途。

当然，技术的意外后果并非总是对女性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还以上述例证为例。电话的普及使色情和性骚扰比较容易地进入家庭。不仅辱骂电话和骚扰电话主要是男性打给女性的，而且男性也因此而享受到新的性服务。这一切表明，技术可以包含相互矛盾的可能性：技术的意义将依赖于它植根于其中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