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政府与知识政治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08页（1936字）

20年以前，当亚龙·埃茨拉希在《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创刊号上撰文讨论美国科学的政治资源时，他觉得自己的论题可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如果不是异端邪说的话”，所以必须首先致歉，因为传统的科学气质强调的是“科学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埃茨拉希，1971，第117页］。从此以后，这种分离无论是在学术知识还是在常识中都被打破了。每天的新闻充斥着关于大学拿到了多少经费、科研欺诈以及关于气候变暖与臭氧层破坏、致癌化学物质、高脂肪食品和人类基因改组的争论，而这些仅仅是一小部分例证而已。按照这种指标衡量，科学家的公共形象降低了：科学家一度是制造客观知识的公共善的守护人，现在他们则被认为是受雇于特定利益的大脑和院外活动者。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过去有疑问的话］，科学家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政治。

当科学的公共形象发生这一政治转向时，科学技术论也转向从深层次上理解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科学。传统的理解假设，好科学生产真理，真理的生产者在政治中应该发挥特殊的作用。新的理解则把科学知识看做是研究活动的磋商产物，科学知识不仅要通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而且还要通过科研赞助人和受规制约束的竞争各方之间的互动才能形成。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磋商的，那么它的内容在关键方面就取决于磋商权威是如何分布的。政府变成了社会行动者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结构也千差万别］科学知识的塑造、解释和运用的核心中介机构。在本章我们将探讨科学知识与政府权威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样一幅整体图景有点非同寻常，因为关于科学与政府的文献非常零散。略微涉及科学的特定方面的政府文件也都散落在许多政策领域；在学术界，不同的学科和专业追逐的是自己的独特关注点，它们很少跨领域地提出或回答问题。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活动和着作中都避免触及科学与政府之间的整体关系，因而公众对它的理解也遭到反对。埃茨拉希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科学的政治意义并没有得到深层次的理解。

STS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宽阔的视角，与通常的科学政策讨论相比，它具有更长的时间视域和更宽泛的制度眼界。在这个领域的民主传统中(暗含在“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最初的、依然最具说明性的名称当中)，许多STS学者给予那些没什么权力的、通常是非政府的行动者以特殊的关注。大多数STS学者还假设，科学知识并不是自然的消极产品，而是研究活动的积极磋商的社会产物；这正是社会建构论的预设。所以，现有的STS研究的隐含倾向是对科学政治学的常规思维方式提出重大挑战。本章将以几种形式来说明这种挑战。

第一节专注于科研知识是一种政治产物这样一种主张。资助系统的权威结构——谁参与其中，处于何种权力关系网络——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因为大多数研究由政府提供资金资助，这些资金由那些通过政治磋商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的机构来分配，所以各领域间的知识平衡是一种政治产物。而且，科学的假设和世界观是由资助系统所传递的期望以及各种社会群体参与其中的通道来塑造的。产业部门、官僚机构以及有组织的公众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这一节我们将对它们加以讨论。

第二节考察的是权威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专业知识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从理论上说，在政府对专业知识的使用与政府对公共问题的敏感度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事实上，冲突是大量存在的。职业科学家及其同盟常常会赢得高度的自主性以便推进知识主张和资源要求。这对他们有利，但是却牺牲了其他同样合法的社会利益。这一节思考的问题是，环境组织、消费者组织以及其他公共利益组织在何种程度上是知识／权力联盟的对抗性力量。

最后，科学处于与产业部门的特殊关系中，在现代国家，这本身就是磋商性力量的一个来源——也许是主要的来源。第三节力图把科学精英的行为、他们的同盟者以及他们的潜在对手或实际对手置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的结构性场景中。⁽¹⁾当政府把技术的开发和分配交给私人公司时，受政府支持的研究所发挥的作用首先是刺激私人部门履行上述功能，其次才是对知识或技术的一种公共选择形式。鉴于当前科学周围的影响力结构，研究非常有可能被推到产业部门所选择的方向上，而不是走向以民主的方式选择的目标，不管政府的优先权－设定如何开放。因此，对科学的民主控制最终取决于对技术的民主控制。

结尾是我们的分析之于STS的研究议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