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这四种争论进路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96页（5230字）

我们之所以选择上述四种“理想型”，是为了探索某些被普遍采用的进路，也是为了强调不止有一种研究争论的方法。每条进路都有独特的优点和局限。我们并不认为存在一种最好的普遍进路甚或是一种研究特定争论的最好进路。而是说，什么是“最好”取决于那些展开和使用分析的人持有什么样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的争论进路，我们在本节将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这四种理想型进行分类。这样做可以阐明通过改变一项或多项预设来发展其他进路的可能性。

知识论

表22．1基于科学知识的预设对每一种进路作了分类。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可“选择”性反映了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不同进路是连续发展的。实证主义进路反映了社会科学中悠久的实证主义传统，美国对实证主义的追随最坚定。一群研究人员推动了相对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他们与以英国为基地的《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群体政治学进路和社会结构进路并不包含据以研究科学知识的概念工具，它们或者与实证主义分析一致，或者与相对主义分析一致。最常见的是，它们的研究者似乎坚持实证主义。

表22．1 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

分析的焦点

群体政治学进路和社会结构进路几乎总是把焦点集中在科学共同体外部的争论和事件上：政府政策、公共讲演、社会运动、阶级斗争等等。一提到科学家，人们的焦点往往是他们在公共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而不是他们在实验室工作台上的活动。这两条进路几乎专门分析带有公共维度的重大争论。

表22．2 分析的焦点

相比之下，SSK的分析者通常研究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学科共同体。在此，科林斯［1975，1981a，1985］对物理学家关于引力波的争论所做的分析最具代表性。

实证主义进路原则上把焦点放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知识争论上。但是，在存在社会争论［以及科学争论］的场合，分析社会动力学对于理解下述问题来说是必要的，即为什么甚至当科学议题不再有争议时，整个争论依然没有结束。

概念工具

表22．3中的行动者是指人、群体或组织。考察这些“行动者”在社会中做些什么是争论研究的主要分析形式，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争论必然要涉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公开对峙。“行动者”的范畴甚至可以拓展从而包括“非人行动者”，比如扇贝、闭门器和其他技术。卡龙［1986b］和拉图尔等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已经做了这样的拓展［约翰逊，1988］。

表22．3 概念工具

以行动者为取向的分析在不存在争论议题的场合中表现得时常会不尽人意。一个例外便是实证主义进路。当不存在争议的时候，实证主义进路依然会运作良好；科学家简单地同意事实及其解释。群体政治学进路和SSK进路把争论的消失归因于群体成功地获得了认知权威和社会权威。但是，它们必须要费力去解释，为什么这些活动总是成功的。在这里，霸权和父权制之类的结构概念或许更有用一些。

争论的终止

为什么争论会结束?争论结束或解决的过程被称为“终止”。

这四种进路的每一种都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说明了争论的终止。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科学争论的终止是直截了当的：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在科学上正确的一方［由理性分析和对事实的调查来决定］将很容易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获得承认。然而，如果存在外部压力，比如政治和经济利益，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影响、阻止或推翻此种结果。这些社会压力会在科学议题已经得到确定的情况下使［社会］争论继续下去，或在科学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终止争论，或践踏在这些议题上达成的科学共识。由于社会过程被看作是搅乱并扭曲了“恰当地”解决科学争论的过程，所以对终止的研究对于实证主义分析者来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恩格尔哈特和卡普兰，1987］。

SSK的分析者也给予终止以特殊的关注，但理由是不同的。他们直接关注科学知识生产中所有的社会过程，终止在争议过程中是验证知识过程的最后阶段，因此能对SSK的分析构成决定性的检验。由于它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所以对终止的讨论通常关注科学家、研究群体和同行网络层面上成功的劝导过程。

对于群体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终止是某个群体在由竞争性的利益群体所构成的政治舞台上获得成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终止并不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因为它的关注点停留在斗争上。

基于类似的理由，终止也不是结构分析的关注焦点。社会结构的确提供了一种解释终止的有效途径，即结构的统治性本身［换句话说就是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统治性］。用葛兰西的话说就是霸权。在解释某些争论为什么不存在时它特别有用。例如，关于汽车的安全性相对来说之所以没有引起争论，是因为汽车商的利益关系占据了统治地位［奥塔克，1982］。

表22．4 争论的终止

分析者的党派性

积极参与争论的人——比如氟化的支持者，或莱纳斯·鲍林和尤恩·卡梅伦——可以被称作党派。如果争论的社会分析者站到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那么她也可以被称作党派。

经典的实证主义理念认为，研究者——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在它们所研究的议题上应该是中立的、非党派性的学者和评论者。实际上，在研究争论的过程中这十分鲜见，大凡争论不仅会激发起参与者的情绪，而且会调动分析者的情绪。

实证主义进路假设存在某种客观的科学真理，它迟早会被揭示出来以支持争论中的某一方。因为社会分析者接受了主流科学的这一判断，所以支持这样的判断自然也就具有了党派性。这一点通常不会公开说出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党派性，毫无疑问地接受主流科学家的立场以及那些颠覆相反立场之合法性的社会分析就暴露了这种党派性。然而，实证主义者有时会公开坦承站在真理一方，比如有关氟化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就是如此。

群体政治学研究不必对科学证据做出判定，它只需考察把证据当作资源加以利用的权力运作。根据分析者的研究方向和要旨，他们可以支持一方或另一方。似乎很难对党派性做总体的概括。

SSK的分析者极力主张他们是非党派的。毕竟，他们运用了对称性原则，并且用相同的概念工具去研究争论双方。然而，为了对双方的知识主张给出社会的解释，SSK的分析者倾向于用更严厉的方式触动具有更大认知权威的一方。事实上它的党派性是不言自明的［斯科特、理查兹和马丁，1990］。

与群体政治学进路一样，社会结构进路也不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致使分析者站在某一方的是对结构的选择以及分析的方向和要旨。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资本的力量来分析有关职业健康的争论，从而有可能支持工人和工会的主张。女权主义通过突出父权制与医学之间的联系来分析有关生育技术的争论，这很可能支持女病人和批评者的主张。

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通过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客观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结果，分析者很少在自己的分析中讨论自己的党派性。然而，党派性对于理解一种分析的效力和局限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表22．5 党派性

决策

我们没有必然的理由说，研究某个争论的社会分析者还应对如何解决争论，也就是说应该在如何决定这类议题的问题上持有自己的看法。然而事实上，研究争论的不同进路常常对决策持有某种特定的态度。

实证主义分析者就坚信科学真理在任何争论中都会取得胜利。他们假设，优越的知识无论在什么样的科学争论中都将胜出，而且与之伴随的社会争论将会阻挠或颠覆真理的胜利。因此，他们有时提倡对社会争论进行干预，从而确保正确科学的胜出。比如，在氟化争论中，许多社会科学家明确对氟化支持者提出建议，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最恰当地行事。

在实证主义模式中，专业科学家的知识总是最好的。所谓的“政治学”一般而言是对纯科学世界的一种玷污。建议设立科学法庭是为了让专家在决策中发挥恰当的作用。它运用法律上为我们所熟悉的规避系统把技术分歧甄别出来，并假设它可以与社会问题分离开来。

表22．6 决策的过程

群体政治学进路是在多元主义社会模式中来讨论各种利益集团提出的冲突性的主张和策略的。这常常伴随着一种解决冲突的多元主义模式：让竞争对手在某些由思想和观点组成的场合相互交战，同时政策则由那些对交战做出反应的、负责的裁定者［比如政府］来制定。

群体政治学分析一般会［但并非总是］假设，科学议题可以与社会议题分离开来。换句话说，群体政治学框架被用来处理社会争论，而［与实证主义进路一样］指望科学家来严格地挑选出技术议题。然而，与实证主义者不同，群体政治学的分析者更有可能把争论看做是悬而未决的事，除非技术与社会议题都得到了解决。科学听证的陪审团是一种选择。它既包括技术专家，也包括外行人，这些人听取证据并就整个议题做出决策［L．A．科尔，1986］。

更一般地说，群体政治学的分析者暗中指望多元主义的政治舞台——政府机构、商业、工会、消费群体、科学家、媒体——能为政府提供充分的多种选择，以便做出能满足总体利益的决策。在这种模式中，健全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加上健全的“思想市场”就足以保障争议得到完满的解决［戈吉恩，1986；彼得森，1994］。

结构分析者倾向于持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思想市场”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的竞争者在力量上反差很大，而且整个“竞争领域”会因为结构的不平等而发生倾斜。例如，只要强大的化学公司出面反对一小部分志愿的民间团体，关于杀虫剂的争论就不可能公平。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真正解决杀虫剂争论必须等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²⁾。只有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才能辨别出人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才能对杀虫剂问题作一个公平的评价。同样，女权主义者也许会认为，只要男性继续在医学、政府和家庭中占据支配地位，关于生育技术的争论就仍将是有偏颇的。

问题是在眼下的社会中什么事情是当务之急。通常的进路是支持向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提出挑战的群体的主张。根据这种思维，［例如］在有关杀虫剂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者将支持那些反对化学公司的工人和活动分子团体。

科学知识社会学进路明确提出，它的任务仅仅是分析，而不是开出处方。SSK把自己的方法建立在自然科学的模式上，它试图为知识争论中的社会因素提供一种客观的或“自然主义的”描述。它把自身打扮成一种研究［社会］实在的方法，而不是评判或改变的方法。

实际上，即使就其他三种进路而言，也只有很少的社会分析者明确地表达了他们所偏爱的解决争议的决策方法。他们大多数只分析争论，避而不谈应该做什么。然而，从诸多说明中推论出决策的偏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