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方法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启示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02页（2475字）

许多争论研究［其实大部分都如此］并不完全符合上述进路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运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析工具。争论的分析者还认为，那种考察和比较不同的争论的分析方法有很大的优势。人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比较分析，是因为它们为比较考察那些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争论与那些成为公共讨论议题的争论之间的差异，或者为跨文化比较提供了机会，比如弗朗西斯·麦克雷和杰拉尔德·马克尔对美国和英国围绕雌激素替代品的争论所做的分析［马克尔和彼得森，1981；麦克雷和马克尔，1984；彼得森和马克尔，1981］。

在最后一节，我们想讨论一下综合进路在分析争论中的优势。这种进路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既可以批判性地考查“内部”存有争议的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又能考查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结构的“外部”政治学，而且还可以对科学和政治学展开综合性的研究。我们认为，它们对于把争论的分析运用于实际的政策制定过程来说也是十分关键的。

至少存在两种发展“综合”进路的方式。一种是从几种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某个争议，即运用每一种视角来阐明问题的不同方面，并为其他方面指明方向。下面关于氟化争论的简述就是这种“多面”进路的一个例证。

可以从多个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层面来分析氟化争论。第一，关于收益与风险的科学论证与反驳中存在着技术上的争论。第二，存在一种心理学维度；主要党派的积极作用以及激烈的争论本身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关于利益、风险、伦理和决策的论证被两极化为两个正相对立的、清晰的整体。第三，在信誉度方面存在竞争，这种竞争运用认可之类的手段对批评者进行口头的和书面的攻击。第四，牙医的职业权力被用来压制氟化的反对者：通过阻碍提供研究资助，限制出版，撤销牙医执照等多种手段。第五，氟化被提升为是减少蛀牙的主要途径，这一决定可以被解释为，在面临企业［特别是甜食产业］强大压力的背景下，牙医职业所能选择的“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总之，氟化在许多层面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权力斗争，从科学数据的细节到社会组织，其中每个层面都阐明了议题并校正了对任何单一视角的依赖。

这种对氟化争论的多视角描述并没有假设存在解释问题的惟一的“最佳”方法。

发展“综合”进路的第二种方式是，把几种进路融合到某种用途最广的概念工具的单一视角中来。以下对维他命C和癌症争论的简述为这类解释提供了例证。

围绕维他命C和癌症争论的历史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斗争，一种关于确定和评价癌症疗法的政治斗争。凭借个人声望，凭借他在政治和制度方面的良好技巧和关系，凭借他与整体论者和倡导健康食品的院外活动人士的联盟，鲍林不仅成功地把维他命C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性的癌症疗法，而且成功地把它纳入到正统的医学议程中。因此，他的疗法与常规的癌症疗法形成了竞争的局面，而且他迫使人们运用专业认可的方法对鲍林－卡梅伦的实验主张作了两次专业评估。这两次专业试验都是成问题的：它们并没有否定鲍林和卡梅伦提出的特定主张。然而，凭借认知权威的判定，凭借客观性和职业无私利性的支持，正统医学［由制度利益和职业利益强有力的结合体构成］似乎事先排除了对维他命C作进一步试验的余地，从而用政治性的方式终止了围绕这种疗法的争论。

前面在对氟化以及维他命C和癌症的争论所作的这些解释与单一进路的解释之间做了一番对比，它表明，综合进路在争论的分析中具有更强的洞察力和解释力。在这两个例子中，一旦社会学对有争议的知识做出分析，那么实证主义进路的缺陷就会暴露无遗。我们表明，科学所判定的氟化物的效力和安全性以及维他命C的无效性，在认知上的表现是不确定的，也是成问题的。当SSK进路与群体政治学进路相互联合的时候，这些成问题的判定与职业利益以及更广泛的评判共同体的社会关怀之间的联系得以披露。再加上结构分析，它引入了一种根本性的权力维度，可以解释这些具有决定权的牙科和医学专家及其强有力的社会和经济同盟，当自己的判断成问题时为何还能够发挥自己的权威，为何能够把自己的对手边缘化或让他们保持沉默，为何能在有利于自己的地方终止争论。

因此，综合进路能够为科学技术争论提供一种更全面、更连贯的理解。它们为SSK的分析提供了政治上的机会而又不丢失它的主要优势，即打开科学技术知识的“黑箱”以进行社会学的考察。综合方法可以非常细致地分析存在于争论动力学上的细微差异，可以分析行动者和群体的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磋商与互动，同时它还可以考察竞争性组织与更大的社会结构权力之间的关系。能为争论的分析者和决策者提供新的洞察力的，可能正是一种富有社会学内涵的灵活进路。

综合进路最有意义的方面也许在于，它拥有增加大众参与决策机会的潜力。下述进路必定能促成争论的民主化：它不给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以任何特权，而仅仅把它们当做“党派性的参与者”综合到更广泛的政治争论中去。它开放了决策过程，在科学技术评估和决策的过程中，它赋予外行和一般大众以准入资格和更突出的地位。阿里·里普认为，争论为各种团体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技术评估手段，它比评估新技术的风险和收益的任何制度化方法都来得优越［里普，1987］。这些制度性评估方法始终基于一种误导性的做法，它们把评估的科学层面与社会层面截然分离开来。这些方法的作用在于保护科学技术专家的权威，在于排挤大众或者使他们处于不利位置。综合进路揭露并打破了科学技术知识与政治背景和权力的社会分布之间的人为界限。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借此我们可以找到更有效、更民主的策略来应对如下挑战，即为有争议的科学技术制定英明的、以社会为基础的决策。